付林：崔健曾参加歌唱比赛 评委李双江不识摇滚乐

杨樾：您作为一个军队的音乐家投入到《妈妈的吻》、《小螺号》，我们今天叫流行歌曲也好，当时叫通俗歌曲也好，投入到其中您不会承受很大的组织上的压力吗？

付林：我是在1978年、1979年从邓丽君的音乐进来以后感受到音乐还有另一种表达方式，过去完全不知道。

杨樾：但是当时邓丽君是作为一个“靡靡之音”的代表。

付林：对。   

杨樾：您还是有这个意识的，您作为受部队培养多年的音乐家，没有带着批判去看。   

付林：这是我的一个禀性，容易吸收新鲜的东西，对这个东西我肯定不是先带有批判的，觉得这个太入心，入情入心，愿意听，听着听着就想写，写点儿这种歌。正赶上1980年改革开放，这已经是三个年头儿了，所有的社会都在一种很意气勃发，向上的力量已经储存了多少力了。

杨樾：甚至有点百废待兴。

付林：百废待兴，确实是，艺术逐渐地出现了很多新的东西，压了多少年的东西，流行音乐显然是在这种社会当下产生的。这种东西出来以后，大家很欢迎，由于他的促进，当时我们给苏小明也写，我是在歌剧团，苏小明是在歌舞团，都是海政文工团的，歌剧团觉得这个好，我们得推一个，就把程琳推出来了，程琳13岁。它很怪，第一次出来以后，1980年的事儿，还专门给人民日报演出过，为工人、为上层都演出，小程琳、我们的小乐队火了，那边是苏小明的乐队火了，这边是程琳，一起成长了。还让我写一篇文章，我当时还不太会写，写什么呢？写“一枝红杏出墙来”，当然，“一枝红杏”现在其他的贬义了，但是在那时我突然冒出了这么一个想法，人民日报约我稿写的。过几天以后怎么没消息了呢？登出来的时候变了，不是我写的了，换了一个人写了：“救救孩子们”。人民日报的副刊的这篇文章，那不得了，当时大家还看报，不像现在大家都不看报了，一下满城风雨。

杨樾：您在1980年被人民日报这样“打击”了一下，一直到1983年这首歌能够重新唱，这期间你是一直在悄悄地创作这种作品。 

付林：对。

杨樾：但是它没有打击你的作品吗？“你看，我这么写歌是不行了，上面都说了，我不能录这样的……”没有这么想，是吗？ 

付林：没有。这个人有时候，不过分聪明有一个好处，我比较木一点，比较傻一点，“不行，不行我可以再写呀！”1982年也写《祝愿歌》什么的，写了一组东西，录了不少，也在写。   

杨樾：基本上到1986年之后就承认了吧？

付林：大家承认了，1986年是一个关口，它有几个标志，如果说流行音乐从改革开放以后就有，那是从1979年太平洋引进的第一条生产线，1980年新星音乐会的影响很大，由北京晚报组织的，大家也都称“星”了，所有音乐带的生成、出版，流行音乐已经开始了。到了1986年，那是第一个高峰期，“让世界充满爱”的大型活动，百人歌星是一个标志，还有就是摇滚出现了，《一无所有》这是什么唱法？1986年我们有一个比赛叫“孔雀杯”，我记得初评的时候，李双江等很多人都还在问“这是什么唱法？”他们这种声音上来以后，底下的音响鼓捣半天调音，老调不好，调好了以后开始唱，话筒再不好一点，崔健等都去了，“这什么唱法？这一群人，头发都是那样的。”    

杨樾：当时你能接受吗？

付林：我还行，我还告诉他们，我说“这叫摇滚”，“什么叫摇滚？”摇滚也不知道，那是1986年，真是很多人不知道，我能接受，我非常喜欢《花房姑娘》、《苦行僧》、《一无所有》，我非常喜欢那一组。1986年的第二届电视大奖赛，把通俗歌曲演唱分出来了，1984年第一届的时候不分出来，分出来是一大进步。 所以，这在1986年就构成一个高峰了，因为电视主流媒体承认通俗演唱，这个很重要，它承认了，中央电视台在播，其他全播开了。

杨樾：听通俗歌曲不是一件不健康的事儿了。

付林：对，它开始合理化或者进入合法化了。

杨樾：你的创作在心态上会更开阔一些。

 付林：那时候就没有特别阴霾了，没有什么心理压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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