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派”黄秋生：毛泽东不完美 但文革不全是他的错

黄秋生(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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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罢不能的“烂片王”

而比获得影帝更意外的，正是从那年开始，1993年直至2001年九年间，港产片一路低靡，票房由10亿元萎缩到4.5亿，产量从1993年的242部一落而至2000年的150部。这其中不乏西方电影的冲击，加上盗版的打击，政策的限制，香港电影一路走低。

影帝头衔不但没带给他更好的机遇，反而减少了他的片约，“人家以为你是影帝，肯定会要很高的价钱，一般的片子就不会找你。”

获奖第二年开始，为糊口计，黄秋生开始大量接烂片。最初接烂片时他已经有过死的想法，“那时候跟我妈一起住，住的地方楼层很高，有一个玻璃顶，每天我睡到中午才醒，睁开眼睛就能看到鹰在飞。我就想：跳下去吧。可跳下去我妈怎么办？”为了打消这个念头，他两三天就给邱礼涛打个电话，电话那边邱礼涛安慰他“你很强的，你没事的，明天就好了”。

“我活不下去了，我情愿不演戏，太离谱了。可是回家一看，小孩那么小，房子又没供完，然后就病，病了更惨，样子像怪兽一样。”1997年，黄秋生患上严重的甲亢，眼睛突起，整个人胖得失去轮廓。

真正到了最窘困的时候，他反而不想死了。

黄秋生决定去英国学习。课程里，老师要求每个人扮小丑，真诚地嘲笑自己，这种训练对黄秋生来说是第一次。他试着放低自己，嘲笑起自己生病时的样子：“笑自己眼睛突出来，样子长得好怪”。

“戏剧心理治疗，真的有这个科目！”黄秋生感叹说，他掰着手指，“戏剧训练”“戏剧心理研究”，他娴熟地数起教室里的一套体系。

病愈再演烂片时，他变得松弛了，甚至学着跟自己的不满意相处。

他不承认烂片对自己的损耗，他也毫不掩饰地告诉你，他缺钱，现在也缺。烂片就是他糊口的基本。而说起别人的烂片，他却总露出明显的讥讽态度，“明明是一个大美女，看上去却是一个大妓女……”

至于为什么别人不能拍烂片，他拍却没问题，黄秋生自有解释：“有人没饭吃，捡了烂菜回来，煮出来很难吃；你是大老板，你有很多钱，煮出来的菜和他一样难吃，怎么比？”

这时的梁朝伟、刘德华，甚至比他年轻的刘青云，都已经风生水起。黄秋生心里又很不平衡。“我只能算是不饿，那么多人可以吃饱，吃吐！我连刘青云都比不上！人家一部电影投资800万到1000万，我的电影是100万到200万的。人家一部戏拍两个月，我一部戏拍3天，怎么比？我只能非常努力的工作，保持我这个位置不死”，他清楚自己“一直跟在他们后面，从来没有列在他们中间”。

一次香港电影回顾的影展，主办方为每个演员都做了一个作品清单，公示在展板上，“我看到吴镇宇，再看看刘青云，喔，这么好！再看看我自己……”他一边向下看，一边头一直低下去抬不起来，“回去的路上，心里真的很难受”。

黄秋生承认自己“是非常的随波逐流”。可运气这东西却一直作弄他。身边该红不该红都红了，只有黄秋生，仍然温吞吞演着他的配角。1990至1999年间他演了112部片子，《勾魂恶梦》《强奸陷阱》《猛鬼食人胎》《溶尸奇案》，没有一部留下印象。出道30年，他共演过300多个角色，大部分都是烂片。

“我为什么没有机会？没有运气？那么多演员根本不努力，不会演戏，就红得那么厉害，我拍得那么努力，为什么票房没有，奖项没有，什么都没有？”黄秋生对运气充满抱怨和不满。

一边是摇滚，一边跑左派

那段时间黄秋生开始玩儿摇滚，大声倾诉着他对大环境的不满意。

1995年，黄秋生推出第一张个人专辑《支离疏》，这个颇为晦涩的名字，取自《庄子·人间世》，是个下巴低到肚脐，肩膀高过头顶的怪人。唱片封面赫然印着一行英文：“Have a Nice Day Fuck Someone”。音乐张狂，歌词粗野，带着颓丧，讲着他对社会的诸多不满“我无秩序，又多饮醉，我个样生得像火山堆”。在《完全自杀》里，他用低沉、阴郁的念白，喃喃说着对死亡的迷恋和向往，“迷上了永远黑色，迷上了永远空虚，迷上了血染刀锋，迷上了断气之间”。

2000年后，香港电影更显沉寂。成龙、吴宇森、周润发都去了好莱坞，直至2003年，港片全年在影院上映的仅有77部，达到了十年来的最低水平。

大量香港导演、演员，开始顺应时势北上拍片。黄秋生也开始和内地、台湾导演合作。2007年，黄秋生接拍了两个和他以往很不一样的片子，《老左正传》《太阳照常升起》。

这也是黄秋生在内地银幕的第一次亮相。也因如此，他在内地观众中的形象“正经”许多。

电影《老左正传》里，黄秋生饰演的老港是一名真诚的左派，他高举为人民服务的伟大旗帜，一生最大的梦想是去天安门广场拍照。

导演赵良骏选中黄秋生，因为黄秋生本人就是一个坚定的左派，从小看《红旗》杂志，背毛主席语录，家里挂着毛主席像。

事实上，左派在香港的数量不算少。香港有两次人口调查，第一次在1970年代，那个时候全香港400万人，左派占1/4；香港现有700万人，左派超过40%。

在黄秋生的少年时代，1/4的左派算是小众。黄秋生从小很叛逆，家穷的他，一直想着来一场自下而上的暴动。他甚至想了一套很完备很理想的体系。18岁的某一天，他在书店发现一本书，书上讲的居然跟他想的那套东西一模一样！他翻过书皮，上面赫然写着《空想社会主义》。

那时左派在香港叫“跑”左派，受港英政府打压，左派书店陆续搬入地下，得到一本毛泽东选集是很难的事，要去留欧学生开的地下书店。而他并不知道，彼时的大陆，“毛选”无处不在。

“我经常去买无政府主义的书、买像章、买五星旗”。黄秋生那时觉得无政府主义简直酷极了，他最大的梦想是去内地参加共青团。如今提起这个曾经的梦想，黄秋生一手扶着头，一手拍桌子，笑得不堪回首。

几个月前，他已把毛泽东像从家里墙上最主要的位置摘了下来，带着一种放弃偶像的痛惜和改变信仰般的巨大决心，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毛泽东并不完美”，接着又有所保留地说，“但文革不全是他的错……”而做这个决定，他用了好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