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孝贤承认金马奖评审有缺陷：想不开只能跳河

通过女刺客故事表现什么？

侯孝贤：在唐人传奇里聂隐娘是被道姑带走的，道教在唐朝基本算是国教，所以聂隐娘其实是被朝廷训练成刺客，用来对付政敌或者叛乱者。他们秉承的是孟子的概念“杀一独夫可救千百人，千百人可以杀之”。聂隐娘被带走训练成刺客后，有一次刺杀过程中碰到一个小孩，她下不了手，师傅教她要先断其所爱再杀之，让她摒除妇人之仁。聂隐娘必须回去刺杀她的表兄——田季安，她回去就是自决的过程，因为她杀不了。以前的青梅竹马的情感一幕幕出来了，产生很多矛盾冲突。

如何还原历史场景？

侯孝贤：你只能看留下的壁画和国画去仿造。魏博节度使，他的左右厢妻妾成群，他们和古代的帝王差不多。就像红楼梦里面一样，王熙凤办个丧事要动用多少人，都要派令牌的，所以一个大的节度使的家庭非常庞大。议事厅开会起码70到80个人吧。这些东西现场要拍起来，又费时间又费钱。还有胡人的东西，影片中的田承嗣是胡化的汉人。你看李世民就是胡化的汉人，没事就喝酒跳舞，倒是魏征在旁边一直劝他要这样那样。为了拍这部电影，我去新疆采风，看到他们（少数民族）也是没事就弹琴、喝酒和跳舞，在一个公园的角落就玩起来了。你必须在电影里复制出这样的感觉。

中国古代故事为啥去日本取景？

侯孝贤：非常小的部分，（那时的建筑）日本留下来的也不是太多，只拍了一些寺庙的景。之前在日本拍是遣唐船队的筑工，804年最后一艘遣唐船前往唐朝，上面有空海和尚，四艘船中有两艘到了扬州，船上有个小伙子被一个老者救了，他于是跟着老者成为一个磨镜人，这个年轻的磨镜人最后成为聂隐娘的老公。

武打风格会如何呈现？

侯孝贤：这一次武术指导我邀请的是董玮，基本上是写实的武术，以角色的个性和能量为主，也会加入一些道教的神秘主义。我感觉这些只能这么做，以前胡金铨的电影里的刀可以变飞剑杀死狐狸，现在我不能这么拍。当然电影里我还是用了一部分道家的魔法，我看了一些道家吕洞宾的书，他们神奇到什么地步，用笔在墙上画了一只猴子，猴子可以跳下来表演杂技，表演结束后又回到墙上。像聂隐娘骑的驴子，其实是纸做的，道家能指挥纸人纸马打仗，我当然不会在电影里拍得这么魔幻，但依旧会用我的方式表现一些。

评奖公正性

创作者想不开只能去跳河

新京报：从2005年到现在，你有7年没拍华语片，这期间一直忙的是行政工作。

侯孝贤：进入21世纪后，台湾电影就处于一个关键时刻，当时李行导演跟我说，看看四周，你不做谁做？于是，我就接了金马奖执委会主席的职务。之前做了几年台北电影节，还接了导演协会会长。

《聂隐娘》拍到一半时我要去金马奖颁奖礼，明年初还要办两岸三地导演聚会。还好，我有几个专业的团队，也没让我特别忙，不然会影响电影的拍摄期。

新京报：金马奖这几年在华语电影圈被重视程度越来越高，但对于评选结果也一直有争议。

侯孝贤：假使真的要在结构上非常完整的话，最好的还是借鉴奥斯卡，他们是公会会员制。导演公会负责最佳导演提名、摄影公会负责摄影提名、演员公会负责最佳演员提名，但决选是所有会员都能选择。

但台湾金马奖怎么可能？工业不完备，各个公会人也不多，所以等到大陆电影工业完备，各个公会组织发展起来后，华语电影最重要的奖项还是在大陆，这是跑不掉的。

新京报：你的意思是，金马奖的评审模式还是有缺陷？

侯孝贤：什么评审都有限制。你去参加电影节，哪怕是戛纳，他们选片是组委会定，一般标准不怎么变，但评审是11到13个人，选择的评审主席就定了每年的方向。评审主席自己可以选4个评审进来，其他是大会来选的。

记得2001年《千禧曼波》在戛纳获了录音技术大奖，杜笃之没去，我让舒淇上台领奖。我跟她讲，你看台上的评审，有些比你还年轻，什么样的评审就有什么样的奖，所以有什么好争的呢。你作为创作者要自觉，如果想不开那只能去跳河了。非要说电影奖项公平，奥斯卡相对好点，毕竟有这么大的投票基数，也有很多行业人员的票在里面。

行业前景

大陆以后会是华语片的中心

新京报：你、杨德昌、蔡明亮、包括张艺谋、陈凯歌等，曾在欧洲电影节上拿了很多奖，但这几年华语影片好像不怎么被待见？

侯孝贤：这是时代的变化，现在华语电影市场机制最重要。我有朋友在做出版业，他总觉得有些书很值得出版，但市场部门的人会告诉他最多印一次就卖不动了。我常举个例子，以前国民党戒严时会禁书，那几年最多也就禁了一两百本，但现在的“禁书”一年一万本都不止——卖不出去就自动禁掉了，自动禁书的背后，就是市场的力量。我接手金马奖时，很多导演都跑到电视圈去了。

新京报：台湾的商业电影现在有触底反弹的迹象。

侯孝贤：还是时代的变化，到最后你的本土性越来越重要，那是战胜好莱坞唯一的方式，你看《艋舺》《海角七号》。我们那个时代被意大利新写实、法国新浪潮和德国新电影等电影革命影响，而且正好碰到新的摄影机镜头，以前加了压缩镜头，非常吃光，让画面没这么真实。新的器材让我们的画面更容易落于真实，改变了拍片方式。

新京报：去年你替邓勇星做《到阜阳六百里》的监制，一个台湾导演拍了非常大陆的题材，它会是台湾导演来大陆发展的一种方向吗？

侯孝贤：邓勇星一直在上海拍广告，公司就有阜阳的保姆，所以对这群人的认知非常深刻。台湾电影人能否在大陆合拍取得成功还是要看个人，不然很难取得成功。

新京报：今年好莱坞电影对大陆影片冲击力特别大，能否给一些建议？

侯孝贤：以前台湾是限制拷贝，WTO谈判时，官方和片商要求全面开放，没想到一下子台湾本地票房只占到0.2%。现在回升到17%，已经不错了。韩国是学习法国，创立电影振兴委员会，通过放映本土片来补充投资方和影院，你跟韩国合作，比如去哪里拍、要和哪个演员合作，只要找振兴委员会，他们马上会和你联络，做得很彻底。大陆以后还会是华语电影的中心，我觉得本土性依旧是对抗好莱坞的武器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