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可辛专访：我有缺点，但起码我会承认(图)

导演陈可辛和《中国合伙人》的三位男主角黄晓明、邓超、佟大为在纽约时代广场上合影。《中国合伙人》里的几场戏份就是在时代广场完成的。

《中国合伙人》片场，陈可辛为佟大为和黄晓明说戏。

导演陈可辛和《中国合伙人》的三位男主角黄晓明、邓超、佟大为在纽约时代广场上合影。《中国合伙人》里的几场戏份就是在时代广场完成的。

《中国合伙人》片场，陈可辛为佟大为和黄晓明说戏。陈可辛与邓超在华尔街留影。陈可辛坦言，自己很像邓超在片中饰演的孟晓骏。

5月13日《中国合伙人》首映式上，陈可辛与影片三位主角的原型人物、新东方的“三驾马车”俞敏洪、徐小平和王强（从左至右）。

1996 年，陈可辛、黎明和张曼玉在《甜蜜蜜》的拍片现场。 　　文/王子烨封面服装/黄晓明(私人物品)、邓超(白色西装、白色西裤：Ports 红色麂皮鞋：Tod’

5月10日晚，超过35000 人聚集在杭州黄龙体育场，他们并不是在等待一场演唱会，而是等待阿里巴巴总裁马云先生的卸任演说。这一天，淘宝十岁了。

而中国电子商务界的大佬、48岁的马云正式宣布：“从明天开始，生活将是我的工作。”

万通集团董事长冯仑是在座的35000 人之一，他专程飞到杭州为朋友马云送行。坐在人群中，冯仑十分感慨：“在我刚创业的时候，人们对民营企业是带着怀疑和歧视的。但现在，这个行业越来越受尊重，马云的卸任连《新闻联播》都报道了。我们从以前的小姐，变成了现在的三八红旗手。”

马云白手起家的创业故事鼓舞了很多人。在寻找中国民营企业家故事的时候，导演陈可辛曾想过把马云搬上银幕，找了很多资料后却半途放弃，因为“互联网生意都是在讲并购，普通观众很难看懂”。但马云的成功让陈可辛找到一种拍片的基调——励志。在陈可辛看来，马云那种“相信明天会更好”的口号，是这个时代的“心灵鸡汤”。

马云卸任7天后，陈可辛也开始为“这个世界打气”，以新东方“三驾马车”俞敏洪、徐小平、王强为原型的电影公映：在电影《中国合伙人》里，黄晓明、邓超、佟大为跨越30年，演绎了一段“土鳖”带领“海归”的“中国式创业”。

从拍“中国凯恩”的野心开始2月25日一清早，聚本传媒(全称“北京聚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员工来到北京东三环银泰中心的一处私宅。老板有令，今天不上班，一起看奥斯卡直播。

这位老板便是新东方“三驾马车”之一、老牌文艺青年徐小平。2000年离开新东方后，世人皆知徐小平的真格天使投资，却没什么人知道他还有这样一家电影公司。公司员工说，老板最大的情怀是把新东方的创业故事拍出来。

2011年徐小平完成剧本。剧本几经辗转，从中影集团董事长韩三平手里交给陈可辛。韩三平原本打算找个内地年轻导演操刀，但需要幕后有个懂市场的监制坐镇。可陈可辛一看故事当即对韩三平说，“别找别人了，我拍。”

当时韩三平担心，请陈可辛执导，预算肯定要增加，另外，一个香港人怎么能把住内地上世纪80 年代的脉？要知道，它未来的观众几乎全部经历过电影里的时代，偏偏导演没有。但韩三平只对陈可辛说了一句话：“你要拿出拍《甜蜜蜜》的感觉拍。”

那是陈可辛北上的第6年。当年《武侠》的失败让他陷入极度的自我怀疑。这位以伍迪-艾伦为偶像的导演，为迎合内地的大片市场拍了6年的古装大戏。终于，在2011 年的《武侠》后，陈可辛心力交瘁。刚来内地拍片时，陈可辛40 岁，他怀疑一切。于是，他用《如果-爱》质疑爱情，用《投名状》质疑友情，又在《武侠》中质疑亲情。当《武侠》最终遭到票房和口碑的双重“沦陷”时，陈可辛开始反省：是不是该调整了？

“我来内地时有两个选择。一是冒险去拍不熟悉的古装大片，一是冒险去拍不熟悉的内地现代戏。我选了前者。但6 年后，我想试试第二个选择。”陈可辛告诉《外滩画报》。

恰好在这时，徐小平的剧本出现了。于是，陈可辛立刻找徐小平聊新东方，隐约间他觉得徐小平和俞敏洪关系非常纠结。徐小平讲了很多当年事，甚至连细微的对白都记得，聊着聊着，徐小平会别过头流泪。

但最终，徐小平的剧本被陈可辛改得只保留了8个字——三位主角的名字，成东青、孟晓骏和王阳，而徐小平的名字也没有出现在《中国合伙人》中。据说是徐小平主动放弃署名，因为这个故事和他已经关系不大。观众或许只能从电影中，勉强寻找某种角色与真实人物的“对号入座”。影片里，黄晓明饰演的成东青和佟大为饰演的王阳，在赚得人生第一笔钱时，坐在学校破旧的椅子上，一摞一摞数，边数边往天上撒钱欢呼；而现实世界中，新东方校长俞敏洪曾在很多场合直言最大的享受就是回家坐在床上数钱，数一宿。

陈可辛说，他的野心一直是想拍中国的《公民凯恩》。《公民凯恩》是美国导演奥逊-威尔斯25 岁时震惊影坛的处女作，以一位报业大亨的发迹史，见证了资本主义神话下的真相。电影中的凯恩执着、贪婪、凶狠，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但同时他也有着底层奋斗的个人之殇。凯恩死前念念不忘的“玫瑰花蕾”，成为资本主义失落伊甸园的永恒比喻。

陈可辛说，通过一个人的命运折射出大时代的激荡，让他感到兴奋。他做了个比喻：“凯恩的时代相当于美国改革开放，美国人由穷致富，一代枭雄白手成家，成就了第一代大亨。”而改革开放后的内地在陈可辛看来，就像美国20 世纪初的资本市场、香港1970年代的经济腾飞——它具备大时代的全部要素。

遇到徐小平的剧本前，陈可辛寻找了很多年他理想中的“中国凯恩”。很久以前，他就寻找改革开放后的创业故事。可看得越多，陈可辛越觉得，在中国拍摄“凯恩”几乎办不到。

凯恩的发迹伴随着灰色地带——他操纵舆论，操纵政治，用一切办法打击对手，在旧相识眼中是“一个走运的流氓”。在中国激荡三十年的沉浮中，“走运的流氓”比比皆是，企业家冯仑干脆著书《野蛮生长》概括他自己和那代企业家，书里坦承自己从商这些年贿赂过官员、拿过回扣，和“黑社会”打交道亦是平常事，但这些做法在民营企业家群体中早已不被道德审判，而是一种生存之道。

可这些“台面下”的东西却不能被原生态地搬上银幕。陈可辛说：“这些故事惊心动魄，但官商勾结你怎么拍？

钱权交易你怎么拍？” 到了第二代互联网精英时代，创业者的野蛮逐渐被法规规范。陈可辛找来张朝阳、丁磊、马云等人的传记，发现里面讲的全是并购。“一般人看不懂，就算能看懂也没意思。”陈可辛说。

但这些故事起码让陈可辛越来越确信一个道理：“凯恩”这类大亨在中国银幕上很难生存，他必须做本土化嫁接。终于，他找到了新东方的故事，这个故事不仅提供了三个好朋友20 年白手起家的奋斗史，提供了一个激荡的大时代，更提供了中国人集体学英语的喜剧感。中国创业者“野蛮”生存的外部对抗，也更容易移植成朋友间因理念不同而发生的良性对抗。

陈可辛说，如果8 年前他刚北上时遇到《中国合伙人》，恐怕会拍出全然不同的电影。但通过寻找“凯恩”之路，他明白在此时此地的中国语境下，“励志”是中国大亨们的成功基调。“你看‘马云们’天天在微博说的是什么？不就是在给人打气吗！”而经过6 年北上“战役”的陈可辛，其实也更需要给自己打打气。

当年《公民凯恩》的原型、报业大亨赫斯特将电影导演奥逊-威尔斯告上法庭，而《中国合伙人》影射的新东方总裁俞敏洪，亦在微博上澄清自己和本片毫无关系，也和陈可辛从无交往。“这个故事不是讲俞敏洪怎么创业，而是讲时代变迁、个人成长，讲抉择、背叛和改变……”陈可辛如此回应片中的“新梦想”和现实中的“新东方”。

“土鳖”成功是历史的选择

今年年初的亚布力论坛，陈可辛受主席王石之邀，在这个最高级别的企业家年会上放了《中国合伙人》片花。2 个月后，他又带着成片出现在博鳌论坛，专为企业家们做了第一次试映。当影片放到一场商人群戏时，现场一阵低笑。冯仑忽然西装革履地出现在银幕上调侃道：“我们做生意，求人是一个基本功，要有小姐心态，寡妇待遇，妇联追求。”

被问及和企业家的关系，陈可辛说：“我和他们都不熟的，我之前把剧本给王石看是因为我没得选，和别人都不认识。而且王石会和我讲实话。”

冯仑出演前没看过剧本，也没见过陈可辛。他之所以客串，全是因为老同学黄建新力邀。他只知道是个讲企业家的故事，而他的任务就是“做背景，不做演员”。说到这次客串，冯仑对《外滩画报》说：“这是第一次，也将是最后一次。”

冯仑说，按辈分他“比老柳(柳传志)他们晚，又比俞敏洪他们早点”。陈可辛也说，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应该追溯到1970 年代。那些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先行者经历过“文革”，知道贫穷、压抑的滋味，所以他们对机会更饥渴，也更懂得在石缝间生存。

在中国企业家群体中，联想前董事长柳传志是最完整的样本，他经历了知识分子下海，为企业寻找挂靠单位，在企业壮大后对外赎回产权、对内厘清股权，然后带领企业进军国际市场，最后找到合适接班人功成身退。短短几十字，柳传志奋斗了30年，而更多本土企业家在这个“打关”游戏中输在不同环节。

为什么是柳传志？或者说，30 年来大浪淘沙，为什么留下的是王石、冯仑、李开复和俞敏洪们？“目标明确、价值观正确、有理想、有毅力的人最终都能出来。

马云创业之前有一次看到有人偷井盖，周围很多人经过却没人去管，只有马云骑着自行车想阻止偷井盖的人，可见个人的成功都不是偶然的。”这是冯仑的回答。冯仑在1991 年创办万通，他回忆那个时代的机遇是竞争不激烈，大部分人还没有行动起来，但市场规则也没有建立，创业者全在摸着石头过河。但陈可辛说“势”要大于“人”：“这三十年对创业者来说是非常好的机会，而且以后再也不会有了。没有时势，很难造出英雄。”

在中国改革开放30 年这个大机遇下，陈可辛理想中的“中国凯恩”其实已经被嫁接成了“中国阿甘”。片中农村来的“土鳖”成东青成为最后的赢家，而有美国血统的“海归精英”孟晓骏却是二把手。“他们都告诉我，在中国一定是‘土鳖’带领‘海归’。”陈可辛说。

陈可辛说他偏爱孟晓骏，也能理解王阳，但他最初并不怎么理解成东青这种“执着的土鳖”。饰演成东青的黄晓明对“土鳖”的理解甚至更深刻。黄晓明出道时吃过不少苦，他告诉记者正是因为他基因里的“土鳖”特质，使他有了今天的成就。晓明说他和成东青一样做事直奔目标，为了成功可以给人下跪，而这一幕在他演艺生涯之初真的发生过。

而冯仑则说在他创业的时代，人人都是“土鳖”。“当初我们万通的六个人没有一个人出过国，但好在我们都是认字的‘土鳖’，可以看书学习。”冯仑说。

而现实生活中，成东青的“原型”俞敏洪最近和柳传志把酒言欢的视频走红网络：善于演讲的俞校长谦恭、低调，向柳传志敬酒前自己先一饮而尽，有“中国企业家教父”之称的柳传志笑眯眯地坐在一旁，两人惺惺相惜。善于发掘男人间情意的陈可辛，如何看待这对忘年之交？ 陈可辛仔细听着记者的描述，然后平静地说他并没有看过这段视频：“但是大家不都是这样嘛？任何行业都需要作秀，电影圈大家出来也是称兄道弟。当你变成公众人物的时候需要把真善美扩大。但我很讨厌特地去讲那些真善美。”

陈可辛很少应酬，他说自己在社交场合是个“非常闷，也不招人喜欢”的人。

黄晓明却能理解俞敏洪的外交姿态：“我不觉得他在作秀，因为我是那样的人，我处事的方式就是非常低姿态，不是在装，我都这样30 多年了。”

也许陈可辛永远是他片中的“孟晓骏”——一个流淌着精英血液的人。然而在这个“土鳖”书写成功的现实中，陈可辛也慢慢认识到“成东青”是历史的选择：“‘土鳖’的身段不高，他更能忍耐和吃苦，而且更能在不该说话的时候不说。我更像孟晓骏，孟晓骏什么都敢说，而我是病态地不能不说话，而且不能不说实话。这种人是最倒霉，你把底牌都交出来了。成东青在演讲时就是你们爱听什么我说什么，现在很多企业家一路都在说着非常激情励志的言语，也不能说他们在骗人，但谎言的最高境界是说到最后连自己都相信了。”

“怀念一个一去不复返的时代”

美国诗人艾略特写道：“我要让你在一把尘土中看到恐惧。”这是一个艺术家提炼出的比喻。在博鳌的试映场中，很多企业家看到这个“洁本”的创业故事后潸然泪下。据说徐小平、王强看过成片后也都抑制不住眼泪。在这三十年中，在所有个体创业者的故事之上，陈可辛也提炼出了一种普遍情怀，他归结为——“怀念一个一去不复返的时代”。

但这段内地回不去的1980 年代，陈可辛甚至没有经历过。陈可辛也在拍《中国合伙人》时不断问自己，为什么对这个陌生的时代这么着迷？忽然有一天他意识到：“我更像是在拍自己的青春时代。

八十年代的大陆就像六七十年代的香港，那是香港经济腾飞的时代，我感觉自己在和香港一起起飞。”

陈可辛生于1962 年。父亲陈铜民是泰国华侨，在建国后像很多热血知识份子一样来到中央戏剧学院念书，希望把他的“黄金时代”留给新中国。陈可辛说，这一点和《中国合伙人》中孟晓俊的父亲很像：“欧洲人逃到美国第一件事就是拥抱土地，但华人总有一种祖国的包袱。”

可惜陈爸爸的这份光荣与梦想没能扎根，1950 年代的反右运动使得陈铜民举家迁居香港，他谋得一份电影业的差事。六十年代的香港就像改革开放后的内地，一切百废待兴，又欣欣向荣。此时，日后将成为亚洲首富的李嘉诚已经从“塑料花大王”初投房地产，邵氏电影公司刚刚成立，嘉禾电影公司的创始人邹文怀还和陈可辛的父亲一起在邵氏打工。那些年，年幼的陈可辛经常在片场帮父亲拎公文包，而在父亲拍片缺乏资金时他又是一个不错的免费童星。

1970 年代初，父亲事业不如意，全家迁回泰国。陈可辛说，他的整个中学时代都拒绝说泰文，在同学中显得格格不入，每周最大的盼望就是去唐人街买香港报纸。香港是他的避风港，而美国则是他的精神家园。片中孟晓骏“亲美”的血液来自陈可辛本人，十几岁的陈可辛在泰国唐人街看好莱坞电影时想：“既然我回不去香港，也不愿意留在泰国，那我就去做美国人吧！”

在《中国合伙人》里，全民学英语的激情从1980 年代横跨1990 年代，黄晓明饰演的成东青三次面对美国签证官，三次被拒。“留学热”、“移民热”在香港早就兴起，这种背景在八十年代的文艺作品中比比皆是：张婉婷从1985 年开始拍移民三部曲，而亦舒的“玫瑰”、“家明”们则往返于香港和西方之间。陈可辛说：“全世界人都要去美国。只不过香港比内地早了10 多年。”

1970 年代末的陈可辛，就像1980 年代末的孟晓骏，不仅坚信自己会去美国，而且“一定会拿到美国身份”。签证前一晚，陈可辛紧张得辗转难眠，“那五分钟见签证官就像见判官一样，他们在审判我的下半辈子”。至今陈可辛经过移民局、海关时都“非常紧张，非常乖”。

但陈可辛的“美国梦”只做了三年，虽然家境小康，但在美国念电影专业对陈可辛的家庭来说仍然负担太大，虽然他进了那所以电影闻名的UCLA 大学，念的却是历史系。1980 年代初，陈可辛没完成学业便回香港直接进入电影业。那时，香港经济逐渐平稳，青春期般的活力也在财富的原始积累后变得倦怠，在审美层面上，整个社会进入金碧辉煌的“暴发户”时期。这时的陈可辛甚至在香港“不能看杂志、不能买东西，看什么都觉得土”！20 年后，来到北京的陈可辛看着鸟巢、巨蛋等系出名门的建筑觉得似曾相识，“美虽美，但太浮夸了。”

陈可辛有个有趣的比喻，他觉得自己更像是内地的“80 后”。从小怀旧的陈可辛来到内地后发现，“80 后”是怀旧的主力军。他最初觉得奇怪，才30 岁有什么资格怀旧呢？后来他想明白了：“内地的‘70 后’不怀旧，他们小时候的经济、文化环境都不够宽松；‘60 后’就更不会了，再怀旧就怀到伤痕文学去了。而‘80 后’是成长中的中国第一代中产阶层。”当陈可辛看到杂志上大Logo 的奢侈品逐渐变少，一些古董车、古董表慢慢在‘80 后’的生活中出现时，他开始找到一种香港1990 年代初的感觉。他说那是香港最好的时代，在经历了暴发户审美后，整个社会开始磨炼出品位。

在伍迪-艾伦的电影《午夜巴黎》中，2011 年的美国人吉尔想回到有海明威、毕加索、菲茨杰拉德的1920 年代，但生活在1920 年代的女文青却觉得有高更、德加的巴黎才是真正的“黄金时代”，最后伍迪狡猾地暗示，也许只有“回不去”才是“黄金时代”最重要的特征。而陈可辛在30年间通过地域的更换，追逐着永恒的“黄金时代”。他举了一个例子，当年《如果-爱》做过一场派对，嘉宾是些顶级时尚品牌的高层，他发现这些人在1980 年代末几乎都生活在香港，到了90 年代中后期又迁徙到上海，中间有人去了新加坡、东京，而2000 年以后他们又纷纷来到北京。

也许就像陈可辛评价中国企业家一样，对创业者来说，时势是造英雄的重要条件。而陈可辛自己亦在2008 年率先在北京东三环的一座厂房里装修起了工作室，开始了他北上创业的新时期。

香港电影圈的创业样本

生陈可辛的时候母亲难产，父亲陈铜民给儿子取名“可辛”。陈可辛此后一生像打擂台一样，追赶着机会，一路在泰国、中国香港、美国、东南亚拍片，又在40 岁以后北上。其实“打擂台”是整个香港电影圈的写照，刘德华就有名言——“香港人的一生就是打擂台的一生”，而导演王晶也说过：“我们没得选，哪儿有市场就去哪儿拍片。”

陈可辛的一生中有两次重要创业，第一次是1990 年代初的UFO 时代。

上大学放暑假回家时，陈可辛遇到在泰国拍《英雄无泪》的吴宇森，他便给剧组当翻译，结果一头扎进电影圈再也没回美国。

1980 年代初的香港电影圈风起云涌，主打商业喜剧的新艺城与邵氏、嘉禾三足鼎立；徐克、许鞍华等新浪潮主将走到台前，而电视台出身的杜琪峰、林岭东、吴宇森等一批青年才俊各领风骚。当时的陈可辛并不风光，唯一的作为是1986 年担任成龙《龙兄虎弟》的制片。

陈可辛眼中，1980 年代香港的文化氛围“非常土”、电影也只有喜剧、武侠和帮会电影。但在一片搞笑和打杀中也有例外，1986 年张婉婷拍了一部品位不错的都市爱情故事《秋天的童话》，破天荒大卖。其中有一处钟楚红打趣伍迪-艾伦的桥段：“伍迪-艾伦说过，感情像鲨鱼，要不停向前游。”怕观众听不懂，导演马上让周润发接道：“阿伦什么时候这么说过呢？他只是说，‘这陷阱，那陷阱，偏我遇上’。”每当电影放到此处，观众一片哄笑。周润发台词中的阿伦是谭咏麟，后面的那句是他1985 年的金曲《爱情陷阱》。

同样喜欢伍迪-艾伦的陈可辛知道，只要伍迪-艾伦还需要靠周润发消解，他的时代就还没有来到。

直到1991 年，陈可辛与曾志伟等六人创办了UFO 电影公司，此时香港中产阶级正在逐渐成型。陈可辛在UFO 大展拳脚，拍摄了《风尘三侠》、《金枝玉叶》、《甜蜜蜜》等风靡之作，也开创了他有些惆怅、但基调明快的电影风格。但1990 年代中后期，失去中国台湾、东南亚市场的香港电影日渐低迷。香港电影的年产量由八九十年代的300 多部下跌到每年五六十部。吴宇森、徐克、周润发、陈可辛等电影人纷纷远赴好莱坞。直到2003 年，一纸CEPA 的签署催生了香港和内地的合拍片。市场开放后，有一年香港金像奖主题便是“薪火传承，承先启后，北靠神州”，金像奖的创办者陈柏先生干脆说出：“合拍片是香港电影的明天。”

陈可辛2008 年在北京创办工作室后，开始人生第二次雄心勃勃的创业。很快，大批香港导演都作出了反应：徐克在北京上海两地往返；刘伟强在北京竞园安置了工作室，不少内地记者都去他那里喝过红酒；彭浩翔干脆在北京东三环买了房子长期居住。

2011 年是陈可辛“北上”的第六年，也是他最疲惫的一年。他的北上开门之作《如果-爱》口碑大好，但此后几部古装大片的投入产出比并不尽如人意。《武侠》公映前曾风头无二，陈可辛在戛纳包了一艘游轮做媒体发布会，好莱坞女星萨拉-杰西卡·帕克都出现在映前红毯上。大打“科学武侠”宣传口号的《武侠》吊高了观众胃口，却没Hold 住这个口气太大的名字，国内公映后败得很惨。在《武侠》惨淡下片时，陈可辛的母亲病逝。《武侠》主要投资方之一便是陈可辛自己。

陈可辛的“《武侠》危机”在几乎所有北上导演的创业之路上都出现过。刘镇伟的《机器侠》、刘伟强的《精武门》、陈嘉上的《画壁》、王晶的《大内密探零零狗》，程小东的《白蛇传说》等等都曾深陷口碑泥潭，甚至有一段时间香港导演和烂片被画上等号。

“人往往怀旧，但以前真的就好吗？以前这些导演也拍过很多烂片的，只不过你们租录像带时只看他最好的几部。”陈可辛如此回应。而香港文化人马家辉说得更直接：“20 年前内地观众没什么可看的，有个港产片已经不得了了。其实港产片一直在进步，只不过内地观众进步的速度更快。”

陈可辛相信票房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同时，他也明白在大势还没到之前先得熬住。陈可辛说，他现在把心态放得很低：“只要不赔钱就行。我这么多年一直没怎么赚钱，都是维持。”在UFO 之前，陈可辛用8年等来了香港中产阶级的形成，而在北上拍了三部束缚手脚的大片后，陈可辛也在等待着内地市场的真正成熟。今年以来，从《泰囧》到《致青春》等一票中小规模投资、现实主义题材影片的成功，让他看到了市场的希望。

《中国合伙人》是导演陈可辛的第十三部作品，也是创业者陈可辛归零后的全新开局。

B = 《外滩画报》

P = 陈可辛

我的悲观是很浪漫的

B：《中国合伙人》的故事有点像《社交网络》，很多人以为你会拍商战中人性的残酷，但你这次口味好像比较轻？

P：其实《社交网络》我拍过啊，《投名状》就是。当年我朋友看完立刻给我打电话说，快去看大卫-芬奇拍了一部现代戏，就是你的《投名状》。在我一路找《中国合伙人》的故事时，也找到了互联网精英，比如马云、张朝阳，他们对我的启发是这个故事要拍得励志。你看马云所有的话说来说去就是明天会更好，相信自己，大家都像搞传销的一样。

B：传销？我以为你要说的是传教……

P：像传教，也像传销，整体都特别激动。

其实新东方也是，比较有话语权、有影响力的企业家都是这一套。但我在这些人的声音里找不到故事，都只有空的口号。

B：《中国合伙人》其实更是个关于青春和友情的故事，并没有讲太多的商战、谋略，企业家们看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太“洁本”？

P：你拍太多并购上市，观众看不懂。电影里也讲股份分配，很多人会觉得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反正就是在吵架。但对我来说，股份分配触及到的绝对是人的尊严——你在朋友眼中值多少钱，你认不认同我。现在徐小平讲到和俞敏洪之间的事情还会流泪，因为最终你朋友看不看得起你，比你老板看不看得起你更重要。

B：邓超说在拍美国时代广场的一场戏时，你哭了。是因为孟晓骏的经历让你联想起当年的自己吗？

P：其实没有那么夸张。那天的戏原本是2000 年之后的孟晓骏为了“新梦想”打官司，重新来到美国，他走到时代广场看到新浪上市的消息。但当天因为出了点状况，需要补一场晓骏80 年代的戏，在现场我们做了一个创意，让大学时代的孟晓骏意气风发地从美国街头走来，那是他最光辉的时候，可这个场面其实是不存在的。

在现场不仅是我哭，很多人都哭了，因为我们知道孟晓骏的结局，后来等待他的所有事情都是打击。那一刻我就很唏嘘。通常电影的开头是一群年轻人要改变世界，然后电影一路拍到他们被世界打败。

B：所以虽然你拍了这个温情版的“合伙人”，但你内心的悲剧性一直都在。

P：悲观归悲观，悲观跟纠结是两件事情，那你看《致青春》不是更悲观？但我不愤怒，我的悲观是很浪漫的。我对一切都接受，就算我被世界改变了又怎么样呢？人生不就是如此！

B：你在《投名状》里已经把男人之间的友情剖析得非常清楚，就是三个字，不相信。但这次《中国合伙人》中你展现出了温暖，是心态变了，还是为树立一个让观众更愿意接受的价值观？

P：香港有个很有名的影评人看了《中国合伙人》后很兴奋，他说看到了我自己的回归。这是个讲内地的故事，香港人为什么要看？但很多人喜欢，是因为他们觉得我又回到了UFO 时期，拍《风尘三侠》、《甜蜜蜜》的那个时期。我这8 年来大陆，都是拍古装片、大片、动作片，我在很吃力地去借那些故事讲我的价值观。但其实我最潇洒、最擅长的是UFO 时期的电影。

B：其实你创作风格上的改变就是在北上以后，从《如果-爱》开始。

P：对，虽然《如果-爱》不是古装大片，但也开始有一些阴暗的东西。我以前拍片都是挺光明，挺乐观的。

B：为什么到了内地以后你心态却变阴暗了？

P：其实和年纪有关。我进入40 岁以后开始纠结，也开始有很多问题过不去、解答不了。《如果-爱》是残酷版的《甜蜜蜜》，到了《投名状》就更残酷了，《武侠》又加进去罪与罚、父子关系。现在我50 岁了，知天命了，反正我也解决不了这个世界的问题，那就不如有点希望，不如也像大家都发的微博一样给别人打打气，也给自己打打气。但问题是，你想回到20 年前的心境，你经历了那么多沧桑，被人捅了那么多刀子以后，你还回不回得去？拍《中国合伙人》我不是强迫自己温暖，而是我真的愿意回去，整个拍戏的过程中非常顺利，我自己也很感动。

B：吴君如看了片子以后觉得你回到了“纯真年代”吗？

P：我常说我们俩的内心和性别是反的。

平时她老说我你怎么想这么多无聊的事，怎么有这么多多余的情感。但看完这个电影以后她说，哇，你真的好可怕，一个人怎么可以这么统一，你念叨了20 年的话全被你拍在电影里了。我也不知道是褒还是贬。但我比较得意的是，原来我还是当年的那个人。当然可能有些朋友觉得你白痴啊，怎么又活回去了？当年我刚拍一些比较有阴暗面的电影的时候，他们觉得我在进步。他们现在可能会看不起我。

B：他们应该为你高兴吧？如果是朋友的话，看你总拍阴郁的电影可能会挺担心你的，但其实不是这样是吗？

P：我不知道，我这几年没什么朋友，也越来越少跟人交流，再加上有了女儿，两边飞更没时间出去。但恰恰这个戏让我和很多十年没见的朋友又有了联系。

B：那你现在对朋友的看法，和《投名状》时期相比有变化吗？

P：我很喜欢拍朋友，从《风尘三侠》、《双城故事》，到《投名状》和现在的《合伙人》。我所有的“朋友”都没有原型，其实我的很多经历是假的。比如我16 岁时看了一部电影很受触动，那17 岁又看了一部相似的电影就觉得这件事我经历过。其实哪里经历过，不过是把电影里的经历变成我的记忆了。老实告诉你，我从小就没有朋友。

B：哪种朋友？

P：哪种朋友都没有，是真的没有。我从小是个小老头，身边没有什么谈得来的人。

他们每天就是泡妞什么的，我想有没有搞错，泡妞等老一点再泡嘛，我永远觉得一定有更好的在后面，所以我谈恋爱也是很晚才谈。我一直觉得身边的人很幼稚，我都不把自己放出来，怎么交朋友？到现在我只有一个最好的朋友，她是我的中学同学，现在每次去泰国我还会找她出来聊聊天。但男性朋友真的一个都没有。

B：那你会觉得有点遗憾吗？

P：无所谓啊，关于友情的共鸣我可以从书里、从电影里找，反正最后都会变成记忆，所以有没有发生过真的不重要。

我有缺点，但起码我会承认

B：你2005 年北上创业之初人生地不熟，最早你是怎么打开局面的？怎么寻找你的合伙人？

P：我当时没有什么人脉，谁都不认识，而且我在社交场合也不怎么受欢迎，因为我总讲实话把人都得罪了。所以我就尽量少出来，有一些活动不得不去的时候，你都不会相信，我站在那里像个哑巴一样，因为不会喝酒，也不会和人家吹牛，那别人见到你也就是很客气点点头然后走了。

B：当时是一批香港导演来内地打江山嘛，但很多人都说香港电影圈不团结，不互相帮衬，是吗？

P：很多人都觉得香港人商业，讲利益，冷漠；香港是国际化大都市，内地都是“土鳖”……但其实我到内地以后才发现，这种印象是反的。香港才是个小村落，无论从结构还是面积，也就是一个二线城市的感觉。我小时候在尖沙咀上学，一条街走十分钟就到了学校，街这边的店铺是谁的爸爸在打工，那边是谁家在卖文具，那边的潮州菜厨子是谁的爸爸……其实就像个小村子一样。但我来到内地以后，尤其是北京，觉得大城市太不一样了。北漂的人有那么多，现在内地的竞争比香港厉害多了。

B：这是大城市的普遍特点，还是你觉得只有在快速发展的地方才如此？

P：都有吧。你知道每年香港金像奖大家都在骂，为什么你们把奖都颁给香港人？

因为金像奖就是个小地方的奖啊，一年结束大家自娱自乐一下。其实在香港做商业，尤其是做电影，很难争得你死我活的。因为每个人我们都从小认识，可能连他爸爸、他爷爷是谁我们都认识，所以你干不了太凶狠的事情。比如我拍《十月围城》的时候陈德森崩溃了，我一个电话叫刘伟强来帮忙，他没名没分，二话没说就过来了。要换我我未必做得到。

B：《失恋三十三天》、《泰囧》包括《致青春》这类中小型投资的现代戏，一下子有了市场，但此前现代题材是导演们都不愿意触碰的。《合伙人》也是你这些年中唯一的现代戏，这是大势所趋，还是你需要换一条路线去平衡《武侠》带来的伤害？

P：我一直想拍现代题材，但是我来内地以后市场不允许，因为大家都在拍大片，市场只认大片。其实内地电影的改革开放是从2002 年《英雄》开始的，到了2012 年才出现《泰囧》。在这10年中，前面八九年全部都是大片。《英雄》造了一个奇迹，这个奇迹令大家重新回到戏院，观众觉得只有大片才值得花钱去看，否则就在家看盗版了。所以我拍《如果-爱》需要加歌舞，后来发现不够，后面《投名状》就要加大场面。但大家都在不停拍大片的时候就会审美疲劳，可慢慢观众已经养成了消费电影的习惯。一开始《杜拉拉升职记》爆了，但它还不接近老百姓，然后就有了最近的这一批卖座电影。

B：有一个说法是香港导演的北上之路在慢慢透支观众的信任，比如《画壁》这种虽然票房不错但口碑恶劣的电影对市场是有潜在伤害的。这么多年里，有哪些香港导演你认为是有操守的？

P：说什么操守不操守，就是每个人有自己的一个标准，只要他能过这个标准就OK 了。陈嘉上的电影赚钱啊，他的成绩比我好，你站在资本市场来讲他比我成功多了，他的《画皮》卖钱，《四大名捕》也卖钱，这些都是有利润的。他自己要是能过自己那关，我们怎么评论？其实你最后的这个问题，我最想说是我自己，我至少不会过不了自己的底线。就像《中国合伙人》里孟晓骏说的，我有缺点，但起码我会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