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十三钗》编剧严歌苓：今后作品“抗拍”

2011年05月13日 09:18
来源：京华时报 作者：袁洪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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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歌苓在新书首发现场。本报记者吴平摄(图片来源：京华时报)

昨天，作家严歌苓在京举行新作《金陵十三钗》发布会。由于严歌苓担任编剧的同名电影由张艺谋执导，12月将上映，很多人担心这部小说会剧透。严歌苓当天表示，尽管故事基本主线相同，但是长篇小说与电影剧本还是差别很大的，完全是一部新《金陵十三钗》。她同时透露，将来会写一些“抗拍性”很强的作品。

大屠杀中的凄美故事

谈到《金陵十三钗》的创作缘起，严歌苓说，她觉得在海外的华人或多或少都受到种族歧视，这样的环境下，他们的民族自尊心更强。从1993年开始，她经常参加南京大屠杀纪念活动，如图片展、集会等。“1997年南京大屠杀60周年，世界各地举行纪念活动，我感觉中国人对这一事件的反思和沉痛的感觉依然不够。”严歌苓说，每参加一次她就冲动一回，就想一定要写一部反映这一惨绝人寰大事件的作品。现在，她的这一愿望实现了，“当然正面写大屠杀我写不了，我只是讲述了一个凄美的故事，残酷又美丽，这是我个人的审美决定的。”

严歌苓选择了一个小角度反映南京大屠杀，她将13个妓女和一群女学生设置在一个教堂的死角里。在血流成河的环境下，这些孱弱的生命谁来拯救？严歌苓说：“我想写的是，人在最初善恶不知，但极端事件发生后，你才能知道真实的自己，并由此完成人格的成长和转变。”

增加追寻妓女下落内容

其实，严歌苓最初创作的《金陵十三钗》只是一部中篇小说，多年后的今天，她才将它扩充为长篇小说。谈到扩写的原因，她说：“在与导演张艺谋合作的过程中，我发现中篇里面有一些历史细节方面的疏漏，很多内容需要重新书写。”严歌苓重新搜集并收获了大量史料，“我了解到大屠杀中日军对中国战俘的欺骗与屠杀的全过程，以及埋尸队的情况和他们从拯救幸存者到出卖幸存者的事实，让我不得不对人性进行全新的思考，对作品内容进行大量调整和修改，以期更加全面地展现那一段民族的苦难史。”

另外，严歌苓还在长篇中增加了后人追寻13个妓女下落的内容，“就像南京大屠杀这样的历史事件不应该被忘记一样，这些人也不应该被忘记，人们应该对她们进行追索和缅怀。”

故事萌芽早于陆川电影

在扩写长篇小说之前，严歌苓先创作了电影《金陵十三钗》剧本。她称，电影剧本和长篇小说虽然故事主线基本相同，但是长篇小说完全是她全新的作品，“从头到尾都是从头写的。按照法律，我不可以用剧本中的任何东西，所以大家也不必担心我的小说会剧透，两者差别很大”。

面对如狼似虎的日军，妓女主动站出来救女学生，这一情节与陆川电影《南京！南京！》中的某些情节非常相似。对此，严歌苓介绍，这一情节萌芽于金陵女子大学教务长魏特琳日记上的两三行字。“我的中篇小说写于2004年，2005年张艺谋买了版权，其实是早于陆川的。”

严歌苓说，张艺谋一直在很认真地考虑拍《金陵十三钗》的事，“我也去南京看了他们搭的景，克里斯蒂安·贝尔的加盟肯定也会增加出彩的一笔，种种征兆都让我觉得这会是一部值得期待的电影”。

掐灭为电影而作的念头

严歌苓的大量作品被改编成了影视剧，但在她眼里，编剧和作家这两个身份是严格区分的，她会在未来的文学创作中写作一些“抗拍性”很强的作品。严歌苓解释，所谓抗拍性就是文学元素大于一切的作品，它保持着文学的纯洁性。“像纳博科夫的《洛丽塔》，那就是一部抗拍性很强的作品，尽管它被拍成了电影，有的电影还获得了奥斯卡奖，但是没有哪一部能还原这部小说的荣誉。”严歌苓直言，她也不是圣贤，写电影剧本能带来巨大收益，久而久之自己也会沾沾自喜，为此在创作上也会做出妥协。所以她很警惕，将来在潜意识里就掐灭那些为电影而作的念头。

严歌苓当天澄清，《幸福来敲门》只是她写的一个电视剧剧本，而不是长篇小说。“出版方当时和我说的时候，我说别用我的名字。很多人都以为它是我的长篇小说，如果它是我的长篇，那我觉得需要用一部非常重磅的作品来洗刷我的名誉。”

严歌苓介绍，《幸福来敲门》本是她为好友陈冲写的一个电视剧剧本，原名《继母》，后来制片方将其更名为《幸福来敲门》，并由蒋雯丽主演，她只好又为陈冲写了一部，现在还没有开始拍摄。

每天创作是生活方式

有人质疑严歌苓最近的作品文学性在降低，比如《赴宴者》非常难读。对此，严歌苓说，这部作品她是用英文写的，可能是翻译方面的问题。她还称，她现在在创作时追求愈加洗练、精准、干净的语言。“以前，我们从俄罗斯文学那里继承了长篇大论的传统，现在我希望自己的语言越来越精炼，一句话能说清楚的，绝不说两句话。”

严歌苓透露，现在她每天都要创作，这是她不会改变的生活方式，雷打不动。“我觉得我的脑子、精神也需要新陈代谢，如果我不写东西，也会影响到我生理的新陈代谢。”

严歌苓直言，无论是以前做舞蹈演员，还是现在当作家，她都是最勤奋的。“我做舞蹈演员时，腰腿比较硬，身体条件并不好，但我很勤奋，每天4点钟起床，把一条腿绑在脑袋旁边锻炼，坚持了七八年。现在，我每天喝完咖啡必定会走向写字台，开始写作。”严歌苓说：“如果我没有按时写作，我会恨自己，会越来越不喜欢自己。勤奋给了我自豪的感觉，让我深得文学界和读者的尊重。”

新作《无期》主人公为男性

严歌苓还澄清，尽管近年来她给人新作不断的印象，但是这些作品多是旧作翻新。“《铁梨花》是我父亲的作品，我只不过是把其中一些语言缕了一遍，因为我觉得父亲对河南方言并不了解，而我可以说是专家；《赴宴者》是2006年用英语写的，被翻译成中文后去年在国内出版；《霜降》是1991年的作品，只不过今年才在内地出版。”严歌苓说，两年一部长篇是一个比较负责任的创作频率。

她透露，从去年到今年她一直在创作一部新作品《无期》，近期要交稿。这是她近年来篇幅最大的一部作品，约30多万字。“这部作品也填补了我的两项空白，一是主人公是男性；二是这部作品是用电脑写的，而之前我都是用铅笔写作。”严歌苓说，她发觉用电脑写作非常累，需要双重集中，不仅要注意自己的文字，还要盯着屏幕看自己有没有把字敲错。“我并不是有意只写女性，也不是说你们都说我是女性作家，我偏要写个男性主人公给读者看看。只不过听到的这个故事主人公恰好是男性，也激发了我的创作热情。”

严歌苓拒绝透露新作的题材，只说时间跨度为上世纪20年代到90年代。她为自己这部新作感到骄傲，以致因家庭琐事产生不愉快时，她都用作品来安慰自己，“我的作品都是关注人性、命运这样的大事，不应该为那样的小事不愉快。当然，还是大家评价吧，我喜欢的别人不一定喜欢。”

本报记者 袁洪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