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内人士谈选秀节目：从“选手秀”转向了“导师秀”

电视节目激烈竞争，各大卫视纷纷扔出撒手锏，2013年的电视荧屏可谓热闹非凡，似乎完全摆脱了2011年“禁娱令”的阴影，又开始在娱乐的沃土上撒开欢儿了。

选秀节目之间的竞争，实际上资源非常有限，且不说节目样式翻来覆去难出新意，舞台效果就算是做得再精致，在电视机上播放也会比现场大打折扣——何况现在更多人在使用更小的屏幕看电视。所能够把握的，恐怕只有评委和选手这两条。这就好似教育竞争，比拼的更多是师资和生源这两块。评委在台下嬉笑怒骂，选手在台上说学逗唱，有了这两个支点，秀场才可以算是搭建了起来。

从今年纷繁复杂的选秀节目看来，评委的重要性似乎又超过了选手。选手的水平难免参差不齐，不太可控，但只要有几个极具个性与话题性的评委聚拢在一起，节目就有了卖点。现在的评委们也似乎看到了这一“职位”给他们带来的名利收益，更知道如何与节目进行有效的配合，电视台投其所好，给他们换了一个高雅的名字“导师”，选秀节目也逐渐从“选手秀”转向了“评委秀”或“导师秀”。

选秀节目该选怎样的导师？这个标准恐怕很难讲。因为选手的选拔是我们在电视节目上可以看到的，选手唱功、长相、气质、综合素质乃至他们或真或假的背景故事都呈现在电视机上，观众很容易带着评委的心态点评议论，最终胜出的好选手也大抵符合多数人的审美情趣。可导师们就不同了，节目组选择他们的过程我们无从知晓，理由也更是含糊其辞，他们从天而降，强迫观众必须先接受了他们再来看戏，于是乎导师们在选秀节目中的种种表现，都可以被解释为节目组选他们的标准了：严苛冷酷可被视作专业精神，热辣毒舌可被视作真性情，甚至外行都可以被视作大众视角。与其说导师在节目中的任务是对选手进行点评选拔，不如说是配合选手一起表演。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做一个好评委、好导师可并没有那么容易。他们一方面要尽力展现自己的性情，以秀出特色之处，另一方面又要受到节目风格的限制，不能过于张扬。一方面要宽以待人，表现出自己作为导师的风度，另一方面又要严格要求，以示自己对原则的恪守。一方面不能辜负观众对你的期待，一方面还要利用这个绝好的平台为自己打广告，把价值利用到最大。东方卫视的《中国梦之声》录制时，身为评委的黄晓明就多次在节目中为自己即将上映的电影《中国合伙人》做宣传，被同为评委的韩红挖苦为“合伙郎”。好在韩红和黄晓明的关系不错，相互调侃已是家常便饭，这种明嘲暗讽在节目中也成为制造轻松气氛的幽默桥段。

实际上，在导师的搭配上，节目组也是很讲究的。去年的《中国好声音》的四名导师给人留下的印象深刻：刘欢是绝对权威，不苟言笑，说话有分量；那英较好地发挥了女性的率性；庾澄庆来自台湾，有不同的视角，他的全能有时替代了主持人的功能；杨坤资历相对浅，但配合度高，不仅可以不断拿“32场演唱会”来做噱头。几位导师风格不一，司职不同，相处融洽，时至今日都让人对下一季的“好声音”导师充满推测和期待。而时下正热播的《中国最强音》也是三男一女的四名导师配置，其中也必然有人扮白脸、有人扮红脸，即使传出导师“互掐”的消息，也多半是节目组故意制造的新闻点。很有意思的是，四名导师的家乡分别是北京、西安、香港、台北，笔者个人认为这是中国最有文化气质的四个城市，四人的性格或多或少受到自己家乡底蕴的浸染，并反过来潜移默化地影响整个节目。

说到底，有什么样的导师，就有什么样的秀，选手五花八门各具特点，而选择怎样的导师才能体现出一个选秀节目的品位和追求。有的评委不去考虑自己所可能带来的舆论引导，而把节目当做自己博出位的平台，以致言行举止失态，最终不仅拖累着节目遭罪，自己也落得个评委当不成，只好到别的节目去当选手。而在上周，湖南卫视公布了谢霆锋担任《快乐男声》评委的消息，就得到了一致的好评声音。谢霆锋的个人形象，与《快乐男声》“打造下一代偶像”的口号十分吻合。去年，谢霆锋获邀担任由香港科大举办的“亚洲领袖讲座系列”主讲嘉宾，用全英文向大学生分享成功之道，讲座视频传上网后得到广泛好评，让人们看到谢霆锋励志的一面。许多关注本届“快男”的网友表示，谢霆锋的加盟可以让“快男”们寻找到榜样的力量，让他们懂得所谓全民偶像，不仅要歌唱得好、形象气质佳，还能够在经历生活的磨砺和演艺圈风浪的打击后不屈服，仍以魅力四射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谢霆锋从一个叛逆青年到如今“青年领袖”的蜕变，对于重整出发的“快乐男声”，充实了新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