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崔健上春晚：“江湖”与“庙堂”的一次角力

冯小刚：春晚是个挨骂的事

图宾根木匠：影评人、编剧。广播电视艺术学硕士、电影学博士。

在已经公布的2014马年春晚节目单上，排头的赫然是一个先导小片《春晚是什么》，看来，聘用冯小刚导演操刀此次春晚果然带来了一些新意，这种对于视频节目的重视和对春晚“正本清源”式的解说，此前在春晚的开场戏中都是没有的。

不过冯小刚导演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说，他对春晚的改造远没有春晚对他的改造多，他觉得自己能对春晚有10%的改造就算不错了。言辞中，这位春晚的总导演丝毫不掩饰对于这份工作的倦意。冯导一再明言，春晚就是个挨骂的活，不论做成什么样，总有人来骂你，而且言之凿凿确认自己以后再也不会接春晚导演这活儿。

春晚虽重，但在群众娱乐生活中的地位却不复当年，原先电视节目少，综艺晚会稀缺，看场春晚真跟过节一样；现在天天都是综艺节目飞来飞去，各种娱乐新样式层出不穷，春晚自然也没有以前那么重要了——以前过年才吃顿饺子，现在顿顿吃也不稀奇，你怎么让食客满意？满意度多半跟稀缺度有关，一旦供过于求，消费者难免就挑剔起来，难伺候。

再说，众口难调，一台春晚就四五个钟头，容纳不了那么多内容，以今年的节目单为例，请来了韩国明星李敏镐，据说引得不少90后小歌迷一片欢腾，但也有不少人对此表示不解，连冯小刚导演自己也接到不少短信，对他请李敏镐来春晚唱歌颇不感冒——冯导自己也说，他此前并不知道李敏镐是何方神圣，也是经人推荐，得知此人在中国观众中有相当的号召力，这才请他“赞襄”春晚。在时下这个网络环境里，多元化的审美趣味和文化消费习惯早已鳞次栉比，李敏镐便是一个突出的表征，对不同的人而言，他所代表的东西截然不同，自然对他应不应该上春晚有着截然不同的认识——当然这群人达成的一个默契共识是春晚很重要，起码对中国观众很重要，不是什么人随随便便都能来的。

于是乎，尽可能照顾各个年龄层、各种亚文化趣味的观众群变成了春晚总导演冯小刚进行统筹规划的基本思路，由此而言，春晚的驳杂和时不时的“违和”感也不难理解——北方曲艺明星和港台、海外艺人济济一堂，有人爱老节目，有人喜新形式，总体而言，这些节目的美学调性和年代属性大相径庭，甭管费尽多少心力杂糅一堂，总还有些不能完全调和的感觉。

毋庸讳言的是，春晚也背负着沉重的官方意识形态宣教功能，所谓寓教于乐，“教”是不可少的，而且某种意义上而言，“教”才是春晚的落脚点——作为官方宣传机构的一场电视年夜饭，春晚起到的宣传功能是无法忽视的，无论其他人怎样从娱乐层面定义春晚，对于主管机构来说，春晚首先要保证的，就是对执政党意图的宣教。

冯小刚在提及办春晚的方针时，除了“真诚、振奋、温暖”，特意加上了“好玩”，这显然就是导演从娱乐功能出发对春晚宣教功能的“补正”。而此前吵得沸沸扬扬的崔健上春晚事件，其实也反映出了“江湖”与“庙堂”以春晚为舞台的一次文化角力——崔健的《一无所有》显然是个标志性的作品，主管方令其修改歌词自然是为了与春晚的官方宣教功能相匹配，而崔健拒绝修改进而退出春晚的行为，也反映出拥有不同文化特质的作品进入春晚时必须遭遇官方意识形态的“修剪”。1983年，李谷一在第一届春晚上演唱《乡恋》，也曾引发巨大的批评浪潮，时过境迁之后，当我们再看《一无所有》退出事件，或许也会哑然失笑，但在当下的具体语境里，事发都是有原因的，无需过度解读，但也不是荒谬无稽之谈。

崔健退出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赵本山退出，看着目前曝光的春晚节目单，语言类节目缺乏让人眼前一亮的东西，春晚的前身乃是1962年的“笑的晚会”，原本就是为了给群众逗闷子，开心是第一位的，曲艺界说“理不歪、笑不来”，有时候为了制造笑料，难免要调侃、讽刺、挖苦一些东西（主要是针对“庙堂”），春晚难办，归根结底就是因为群众的这种诉求跟主管机构操办思路的矛盾。

春晚是什么？用冯小刚的话说，不就是一联欢晚会么？

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