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卡政治遗珠再审视①：《杀戮演绎》创作始末

《杀戮演绎》，第86届奥斯卡最被低估，同时也是最可能具备影史价值的电影

编者的话：

1965年印尼发生“930政变”，它引发的针对印尼共产党的屠杀使50万-100万人死于非命。死难者中，有印尼当地人遇害，也有相当大比重的遇难者是华人华侨。这是有史以来，华人在海外遭到过的最大规模屠杀，其死难人数远远多于后来的“98排华”。然而由于年代久远、事件起因纷繁复杂、加之中印两国政府对此事一贯的“冷处理”态度，这一事件并不为大多数国人熟知。

2012年，一部名为《The act of killing》的纪录片聚焦此次屠杀。它展示了当年刽子手重演杀戮行为的惊人画面，却没有对屠杀的“起因发展及后果”等史料素材进行呈现。即便如此，当此片获得奥斯卡提名后，它仍在国内引起了大范围关注，甚至更贴合影片原名的译名《杀戮演绎》，在某官媒的报道中被《我是杀人魔王》所代替。该官媒由此所发的相关微博，转发了上万次，推动“我是杀人魔王”成为当时微博搜索栏前五的热词。

我们的策划将就这场屠杀从“电影”与“史实”两个维度展开。电影方面，我们采访了《杀戮演绎》的导演约书亚-奥本海默先生，并结合他与制片人的多次公开谈话，概述本片的创作始末；历史方面，我们就华人在1965年前后的遭遇采访了多位仍然在世的印尼华侨归侨；并就整个事件的历史及政治背景对两位著名历史学家沈志华及程映虹教授进行了专访，试图从亲历者的微观角度与学界的宏观角度为读者勾勒出这一事件的大概轮廓。

即便如此，由于更多亲历者所采取的回避态度及大部分史料尚未公开的原因，我们的报道仍未能在“华人遇难的具体人数”等核心事实方面有太大进展。此文全当抛砖引玉，以示后人。

“我想告诉我的孩子这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当年那些残害我父母的人如今还在恐吓我们。有时我很想看着他们的眼睛，问问他们：你们如何可以这样安然无恙的活着？”

——一位印尼屠杀受害者

（以下涉及史实之文字均有公开资料或受访者录音为证，纪录片"The act of killing"在本文中的统一译名为《杀戮演绎》）

一、《杀戮演绎》创作始末

创作源起：无意间得知屠杀内幕“就像纳粹还在掌权”

首先要纠正一个误区：《杀戮演绎》并非一部美国电影，它的制片公司是来自丹麦的Final-Cut，而本片的资金来源则是由丹麦、挪威和英国三国资金构成。影片导演约书亚-奥本海默虽然生在美国，但如今早已定居在哥本哈根。这位导演的人物介绍中，有这样三点或许构成了他愿意并成功拍摄《杀戮演绎》的条件：

1、他有很多亲人死于20世纪的另一场大屠杀：纳粹屠犹；

2、他本人精通印尼语；

3、他在读本科时已经开始执导纪录片。

2001年，奥本海默第一次前往印尼，目的是拍摄一部关于印尼血汗工厂的纪录片《全球化的磁带》，它本希望去报道一个种植园工人罢工的事情，却在无意间听工人们聊起了1965年的屠杀。令奥本海默感到吃惊的是，所有的受害人家属在谈及此事时都小心翼翼吞吞吐吐，而当年的刽子手们却争相在他这个西方人面前炫耀自己当年的“功绩”。奥本海默完全被“吓”到了，他坦言：“这种感觉就像你现在去德国，发现纳粹还在掌权一样。”

奥本海默开始为屠杀题材收集资料，他认为自己有种使命感去完成它。他开始大量采访印尼的村民、官员和军人，同时也在思考着如何在这个庞大题材中选择最恰当的切入角度。

拍摄角度：历史介绍？不！我们在检视人们的记忆与历史的本性

最先被导演放弃的切入点是将此片拍成“介绍此事件前因后果”的想法，为此奥本海默不惜舍弃了他辛苦追访得来的政府官员和军人的采访素材，他认为那样做会让本片成为一部关于具体事件的历史片。这一大胆做法在影片上映后也引来了争议，有美国影评人曾评价此片“我看完《杀戮演绎》，对印尼屠杀的了解反倒更少了。”执行制片人莫里斯在回应中谈到：“我很难反驳这样的看法。但我想导演的用意不在揭露大屠杀，而是去检视人们的记忆与历史的本性。”

无论如何，当时的奥本海默已经将关注点开始转向屠杀事件的亲历者：受害人家属与刽子手。在苏门答腊岛最大的城市棉兰，导演收集了大量受害人家属的素材，而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五原则青年团”出现了，他们经常干扰、打断奥本海默的拍摄过程，令更多的受害者家属在面对镜头时噤若寒蝉。奥本海默一方面意识到了这个帮派组织在当地强大的影响力，一方面他将这些受害人的恐惧与缄默收集起来，以组成他另一部尚未公映的纪录片《The Look of Silence》——一部从受害者角度切入的、关于印尼屠杀的纪录片。

与此同时，他开始关注“五原则青年团”、关注那些杀人无数又引以为荣的刽子手们。而当人们获悉导演要采访杀戮者时，一切又变得简单了。大佬接待、警车开道、在闹市拍摄时甚至还有马仔负责清场，刽子手们在自己受访后还往往积极引荐他人，“其实他们的想法很简单，就因为我在美国出生，而美国又支持了他们当年的屠杀，他们便很自然的认为我拍部片子是要赞颂他们。”奥本海默谈起过他取得刽子手信任的过程，“他们说，嘿，看这个老美随便买张机票就在全世界穿行，应该还是个大人物呢。”

起初在对刽子手们的走访过程中，有一个戏剧老师的想法曾打动过他：“2004年，有个曾在植物园领导行刑队的刽子手自己写了一本小说，他还配上了一些超现实风格的绘画。在他的故事里，主人翁是一只被屠杀后化成的鬼，由它的视角带着读者看着他的朋友也被一个个杀掉……”这位戏剧老师希望奥本海默能将他的创意搬上银幕，他还主动请缨自己扮演另外一个刽子手。“刽子手扮演刽子手”，奥本海默被这个新奇的想法打动了。他很快便开始筹备拍摄，甚至还和刽子手一起到大学里去选角。只是没过多久，那场轰动世界的印度洋海啸爆发，刽子手的两个女儿罹难，他自己也身染重病致使拍摄停摆。

拍摄过程：耗时八年曾隐瞒动机片名三重涵义

拍摄取消了，但创意被保留了。《杀戮演绎》最终敲定的“主角”安望-康果是导演采访的第41个刽子手。这个当年手刃了超过1000名受害者的老人还是个“影迷”，或许是见到了美国导演，安望还不时卖弄自己的电影知识，而他当初杀人的动机也很简单：“那些共产党禁止美国片在印尼放映，害得我们这些黄牛党财路没了。”安望-康果时常对奥本海默聊起自己的黑帮片情怀，还称自己是从这些片的暴力场面中获取的杀人灵感。“安望说过一句话我没放到电影里，他说他感觉自己像一个从银幕里走出来的黑帮。”看来，“刽子手扮演刽子手”的想法落在安望身上再合适不过。安望起初也相信奥本海默是要歌颂自己，他找来自己当年的同伙Herman Koto等几人，一起演绎了影片里的一场场杀戮。

《杀戮演绎》的整个摄制周期长达8年，片中的个别主角甚至在影片首映前都已经去世。影片的英文名为"the Act of Killing"，奥本海默说这个名字有着三重含义：“Act既代表行为，也代表表演——刽子手们在表演他们当年的杀戮行为；与此同时，它还有灭绝、清洗的意思，在屠杀开始后，印尼的大量文献电影都被当做共党宣传品而毁于一旦，所以，这还是一场对文化、思想、社会的全面清洗。”

而很多观众无法相信的是，这些曾经的刽子手怎么能在镜头前如此自然？后来奥本海默回忆，除了自己的美国身份以及精通印尼语的优势外，自己起初在拍摄目的上也确实对这些“主演”进行了隐瞒：“这些刽子手都希望美化自己的罪行，但这显然不是我的目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起初是一个卧底的角色。但随着拍摄的进行，这些人也意识到了我的真正目的，比如Adi开始把表演当做一种心灵解脱甚至是道歉的手段，我很快发现他的虚伪，我在拍摄最后甚至和他吵了起来，我甚至说过我要到海牙国际法庭揭穿他，给所有受害人一个交代……那时，我已经确信自己没什么隐瞒的了。”

“正义感”是奥本海默制作此片的动力，但在长达几年的拍摄里，每天都要反复观看刽子手们的“杀戮”，这同样也在侵蚀着导演的内心：“麻木是没法避免的，甚至是必须的，否则你根本无法往下拍，可因此而逐渐麻木又让我与我的初衷产生了分离感。我会觉得愧疚、难受、恶心。有半年的时间我几乎完全失眠，连续一个星期每晚不停的做噩梦。其实直到现在我仍会被这类噩梦惊扰。我或许永远没法克服这些，再也无法回到以前的平静……”

拍摄之后：“杀人魔王”身陷囹圄导演被印尼政府“拉黑”

《杀戮演绎》第一次银幕放映是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特柳赖德电影节，随后本片又在多伦多、柏林等国际电影节展映，在全世界范围内收获了众多好评。曾拍过许多纪录片杰作的德国电影巨匠沃纳-赫尔佐格在观看此片的八分钟片段后立刻就决定接下本片执行制片的挂名，赫尔佐格称《杀戮演绎》是一部伟大的超现实主义电影：“未来二十年都不可能再有这样一部超现实主义杰作了。”

然而《杀戮演绎》的公映也给影片“主角”带来了困扰，导演说：“安望不久前还紧张的打电话给我，说又有几个记者要采访他，他有些不知所措了。”也正因如此，影片除几位主角外，大部分参与影片制作的当地人都选择了匿名。导演甚至透露，本片其实还有另外一位爪哇导演与他联合拍摄，只是那位导演在最后也放弃了署名权。

而据多位印尼华侨告诉记者，《杀戮演绎》早在2012年中旬还被印尼当地电视台当做“正面影片”公开播放过。直到放映后不久，当局才发现这部影片的“别有用心”，于是下令封杀了这部影片，并将导演奥本海默列入了政府的黑名单中。他在被拒绝入境之前，还曾考虑在印尼发50万张本片的盗版碟以宣传真相。

（采访、撰文：波米）

（外文文献翻译协助：海盗豚、旺财、宋点、FANNIHU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