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和平：父亲去世后辞掉所有公职 我无意愿钻研当官

何东：十年前，您的父亲去世，您当时还是国家干部和党员，按文件在城里是不允许棺葬，但是您的父亲临终前的一个嘱咐，第一，要棺葬，你能不能顶住压力，第二，要送回老家去。我想知道，您当时做这个葬礼会不会有压力？后面是不是很顺利？

刘和平：那有压力也得做啊，生死大事。中国人说到底，真正的传统文化，它就是看你是怎么活的，这种活意识追随到死，这个比别的都重要。事实上，我父亲去世一年以后，我把所有的公职都辞掉了，原来希望我当干部、希望我当官的就是我父亲，因为他在，我不得不当，他去世一年以后，我就不当了。他曾经说了：“家无读书子，官从何处来？”他那是典型的民国思想，封建思想。

何东：跟我家一模一样。

刘和平：是的。所以，当时你说，这个对我来说没什么压力，我们当时宣传部、文化局都说了，“有文件，最好不这样做。”我说我就这样做了，怎么处理你们看着办。很简单，什么处理都没有，因为我是专业人才，我不是政工人才，你们求我当官的，不是我要去钻营当官的，艺术研究所所长算个什么官？你叫别人当就是了，是业务干部，最后也辞去了。至于党员，我现在还是，每年都交党费，尽管我不拿工资了，我选择了无法再选择，我就不会进行别的选择。

何东：再问您，您说“感恩和敬畏，是我一刻都不会丢的”，《大明王朝》关机的前一天，您去了永陵，当时风雨大作，车还没有雨刮子，您对司机说：“你慢慢开，没事儿的，一到十三陵肯定雨过天晴。”果然，到那儿时云开雾散，然后您进去嘉靖的永陵焚香，拜，这草有一人多高，您说：“自我父亲去世以后，这是我多年第一次流泪。”我猜您肯定不是在哭具体的人，您在哭什么？

刘和平：其实哭的就是一种文化，生长了我这个人的这种文化形态，我居然能把自己拉扯到，几百年前去再现这种文化，而今天是最后一场戏，那天拍的最后一场，从北京拉的十几大卡车的雪，上海都没有。报道横店有雷阵雨，一旦撒下去，雷阵雨一来，不是没有了那种东西了，而是所有的档期往后拖，很多人档期都到期了，张黎在前方，还有执行制片人也在，就等我，“你说拍，我们就拍！”意思就是“所有的后果你承担。”所以，我说：“你们等在那。”所以我去了长陵，香一点，跪在那，把电话又打了，我说：“你们开机吧！”然后这个时候，在那种语境下就有一种感受了，一直等到他们电话打过来说拍完了，我才起来，因为那是石板路，跪得膝盖确实疼。所以，为什么发现有时候，五体投地，手撑着膝盖没那么疼，司机扶起来，一路回来，拍得很顺利。刚好离开了，走了没有十分钟，电话来：“雷阵雨下来了，刚拍完，下的雷阵雨”。

所以，有些东西就是这样，你喜欢说“豪赌”，我们还真没那么豪，很悲催地在那儿赌。有时候，每一次还发现真正是上天眷顾，包括我们这个戏《北平无战事》，没有这些人，不会在这么好的时机内拍完、播出、呈现给大家，因为本来是我的事，发行是我发的行，是我自己坚持要这么搞，结果这些人给我起个外号，叫“穷牛逼”，钱也不赚，就一定要搞这个东西，最好要把一群人拉进来，团到一起，最后大家都努力，确实搞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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