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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千里与官场格格不入 告诫子女不可为官和从艺

2012年02月02日 15:58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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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英千里与韩拱辰在台湾。(图片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对于英家人来说,英敛之的故事太过遥远,类似传说,英千里才是真正改变了家族命运的人。他和妻子蔡葆真(晚清山东巡抚、民国教育总长蔡儒楷之女)一共生了9个子女,长女七香、次子若敬患病早逝,其余几个孩子依次为若勤、若诚、若聪、若采(女)、若识、若智、若娴(女)。

英千里回国后先是在辅仁做教授,后又接受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邀请,为两校学生教授英国文学。那年头,教授收入丰厚,同时打三份工的英千里最多时一个月能拿到1000块大洋。

英若识到现在还记得有一次父亲领了薪水,“把大洋往桌子上一堆,让我们小孩儿趴在桌子上抓着玩儿。”

英千里在京郊买了别墅,每年夏天,一家人就坐着马车从城里到温泉别墅度假。后来,他又买了一辆福特牌轿车。英壮遥想当年,甚是感慨,“我爷爷当年那可是真正的大款啊!”

同父亲英敛之一样,英千里也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他的孩子们全都受了洗礼,都有教名,英若诚从小就担当教堂祭坛独唱,祷告和赞美诗也是他们家庭生活的一部分。蔡葆真从未离开过中国,她父亲为了让她配得上那位留洋的准女婿,从小就把她送进教会学校,她同样是一名天主教徒,精通英文和法文。

这样的夫妻在同时期的中国并不多见,在英若识的记忆中,“我们家的民主空气一直很浓”。蔡葆真奉行“树大自直”的教育理念,给予子女最大的自由空间。父亲即便给他们立规矩,也“总是很绅士”。印象中父亲只打过一次孩子。

“我大哥若勤10岁的时候,说话冒犯了母亲,父亲让他靠在桌子上,用一根手杖打他的屁股。这个过程他弄得像一个仪式一样,我估计那可能是英国式的打屁股。”

英若识对父亲印象最深的是晚上的“床边故事会”,“我父亲有3间书房,里面堆满了各种书籍,我们从小就在里面胡乱看书。晚上他情绪一高,就把我们叫去,他躺在床上,我们站在床边上。他给我们讲希腊神话,《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基本上都讲完了。每天都讲一段,讲得特别生动,我们特别感兴趣,爱听,太好玩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英家失去了这份喜乐平静。英千里和辅仁大学的一些爱国人士秘密成立了地下抗日组织“炎武学社”,由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沈兼士任主席,英千里任书记长,直接接受国民政府的指示,在学生中宣传抗日思想,鼓励学生投身抗战。1942年日伪特务机关把他抓进监狱关了3个月,用尽刑罚,一无所获,只好将他放了。

1944年2月,他再次被捕,国民政府起初以为他已英勇就义,还在重庆为他举行了追悼会。英宁为此特别钦佩他,“一个家族出名人不难,出英雄不易呀,老虎凳、辣椒水,那可是动真格的!老爷子一介寒儒,能视死如归,不屈不挠,了不起。别人我不知道,反正我是做不到我爷爷那样。”

一年后,日本投降前夕,英千里在社会各界的营救下出狱。英若诚当时从天津圣路易中学毕业,已经获得免试进入剑桥大学的资格。英千里与儿子长谈了一次,“当初你爷爷把我送出去,是希望我从小就学习西方文化,从根本上了解西方世界的科技和文明,将来好为自己的国家做事,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造成我一生无法弥补的欠缺。我12岁出国,24岁回来,完全不了解中国社会,很多应该做又很想做的事情都做不了。”他劝儿子以自己为鉴,放弃剑桥,改在国内上大学,“千万不要从一个外国学校出来,再进到另一个外国学校里去。”

英千里知西不知中,英若识讲了一件趣事,“他12岁出国,像个外国人,中文不如英文好。他当教育局局长的时候,很多人找他题字,其实都是我母亲代他写的。”

抗战胜利后,英千里作为抗日英雄受到国民政府的重用,做过北京市教育局局长和南京政府教育部的司长,但他的个性与官场格格不入,这个官当得很痛苦。英若识回忆说,“他很清高,官场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他都不懂,属于一点不会来事的那种人。”

英若识记得有人给他父亲送过一块银盾,银盾上刻了“步步高升”4个字,“我父亲当时就把这个人骂回去了,这是我亲眼看见的。他一直保持着知识分子的人格,对官场很不适应。”

英千里后来告诫他的子女,“长大之后,一不可为官,二不可从艺。”英若诚清华毕业后跑到北京人艺当了演员,后来又官至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这些都是老爷子料不到、也管不了的事情了。

1948年12月,北京已被解放军围城,英千里作为国民党政府“大陆人才抢救计划”中的重要人物和胡适等人从北京东单机场匆匆飞往南京。在此之前,英若诚曾专门从清华大学跑回城里,劝说父亲留下来,不要跟着国民党去台湾。

“我的宗教信仰怎么办?”这是英千里最大的担忧。

英千里到台湾后与政界再无瓜葛,专心教书。先是主持台湾大学外文系,1955年后又全力投入到辅仁大学的复校上。

英家几个孩子中惟有大哥英若勤在那之后见过父亲,“我大哥那时候在上海工作,他跟着他们单位中国石油公司去了台湾,在那里跟我父亲见了面,还帮我父亲买了家具。”

英若勤看到国共两党似有划江而治之势,就离开台湾回到上海,回来之后跟家里人讲了英千里在那边的情况。英若识记得父亲寄过一笔路费给家里,还写了封信,“催我母亲带我们去台湾,他特别惦记我的小妹妹若娴,我父亲走的时候她才4岁。”

英千里走后,蔡葆真带着7个孩子艰难谋生,她卖了一些古董维持生计,凡是在读的孩子,一个都不让他们中断学业。生计艰难,免不了借债度日,她把丈夫寄来的路费都拿去还了债。1950年前后,她写了封信让丈夫再寄一笔钱,这封信下落不明,家人从此与英千里失去了联络。

英千里在台湾收养了邻居家的女儿韩拱辰为义女,1980年她在英若诚访美时设法与他取得联系,交给英若诚许多珍贵的资料和照片。

英千里在台湾恪守着天主教徒的生活准则,一生没有另娶。罗马教廷给他授予了爵位,这个殊荣他的父亲英敛之去世后也曾得到过。

海峡的这边,他的孩子们与他划清界限,放弃了原有的宗教信仰,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却因为家庭出身太差,海外关系复杂,多数被组织拒之门外。

英千里辞世后,蒋介石为他亲笔题写了一块匾额,上书“教绩孔张”4个大字,时任行政院院长蒋经国亲自主持了他的追思会。出殡那天,为他抬棺的全是立法委员。

1993年,英若诚在马英九帮助下终于成行去台湾访问。马英九和余光中都听过英千里的英美文学课,马英九自美国留学返台后,担任过蒋经国的专职英文翻译;余光中曾说,在英美文学的学习上,他从英千里那里受惠最多。

英若诚为父亲扫墓在当时是岛内各大媒体争相报道的大新闻。英若诚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说,在父亲的墓碑上他看到了父亲的照片,“样子比我记忆中要衰老”。这是他与父亲的最后“团聚”,此后他的身体状况恶化,再没有踏上台湾的土地。

[责任编辑:周舞阳] 标签:英千里 子女 辅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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