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千里与官场格格不入 告诫子女不可为官和从艺

2012年02月02日 15:58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字号:T|T

0人参与0条评论打印转发

英千里走后

有个潜逃到台湾的国民党要员老爸，对于英家兄弟姊妹来说，实在是个摘不掉的黑帽子。

“那个时候我们都要跟他划清界限，不是嘴上说说，是发自内心的。”大一点的孩子如英若诚、英若聪都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小一点的也都积极要求入团、入队。1949年10月英若识入团了，他回忆说这个政治上的进步对他的鼓舞极大，他从一个成绩很差的私立学校后进生，一跃成为重点中学北京师大附中的好学生，参加了开国大典的学生游行方阵。他很认真地纠正儿子英宁的戏谑，“不是旗杆后面那个，是旗杆西边。”

“那个年代这些东西真的能够对人产生推动作用。”政治生命如此重要，能够激励一个人，自然也能打败一个人。他的哥哥，英壮的父亲英若聪就是被击倒的那一个。

英若聪在清华大学建筑系任教，他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研究生，当时是梁思成的助教，教师团支部的书记，党组织重要的发展对象，“属于又红又专的那种”。没想到1957年“反右”开始不久，他就被错划成“右派”。

英若识清楚地记得四哥当时的痛苦，“这个事情让他变得很消沉，我母亲劝他，眼光放远一点儿。他对我母亲说，我的生活已经看不到什么希望了。”

英若聪当了右派之后，被人从清华教育队伍中撵了出来，当了工人阶级。这段经历他一直视为人生中的一个污点，很少对子女提及，英壮只知道父亲从抹沙工到架子工，建筑工地上什么工种都干过。

因为这一番折腾，英若聪成了兄弟几个中身体最差的一个。因为教龄被耽误，一直到很晚才评上高级职称，为此他郁郁不欢，1984年还犯过心脏病。自那之后，严重的心脏病一直伴随着他。

1987年，英若聪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当选为北京市政协委员。这个消息是英壮在单位读报时偶然看到的，他大吃一惊，“我说这事不小啊，这是一个级别很高的荣誉了，对一个无党无派、历经磨难的知识分子来说。”

下班后他带着报纸回家了，想跟父亲问个究竟。写惯了剧本的他，讲话也非常追求画面感，“进门之后的镜头是这样的——我父亲正在厨房切黄瓜。我说，‘爸，你的保密工作搞得可以呀，这么大事儿都不跟家里说一声的。’他一脸茫然，‘你说什么呢？’”

“我把报纸给他，我爸就看，看完不说话，把刀一放，坐在沙发上，大概20多分钟不说话。据说这天晚上，他失眠了。等了20年，他终于得到了认可，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体制的认可。”

英若聪被打成右派只是英家几个子女遭难的开始。很快他弟弟英若识也被群众专政了，原因是他托同事的朋友打听自己的父亲英千里是否还活着，革命群众给他定下了“妄图和海外联系，图谋不轨”的罪状。

英若识的双胞胎弟弟英若智在天津日子也不好过，他是搞水利的，偏偏喜欢画两笔漫画。有一天他画了一只猫蹲在窗边看月亮，被革命小将发现，认为“猫”与“毛”同音，认定他是在攻击伟大领袖。

这事过了没多久，他惹了更大的祸。他所在的海河治理工程队要搞一个庆祝活动，他热心地揽下了布置标语的活儿，让其他同事早些回家休息。谁知当晚刮了一场大风，第二天集会庆祝时，大家发现“毛主席万岁”变成了“毛主席万夕”。这事被当作一个严重的反革命事件，英若智作为“现行反革命”被投进监狱。 3个月后释放，工资却一直停发。

“洋墨水”喝得最多的英若诚，遭遇比几个弟弟更坎坷。父亲是国际俱乐部会员，与诸多外国使节往来密切；他自己成长于教会学校，同学也都是外国人，刚工作那年，他按照组织要求如实填写自己的海外关系，别人最多也就是两三页纸，他整整写了10页。

1952年起，时任北京市长彭真直接授命他利用自己的海外关系，了解西方动向，为组织搜集情报，他还获准可以阅读大量英文读物。结果，1968 年他以“美苏双重特务”的罪名被捕入狱，经过多次审讯，他才意识到自己被捕的真正原因是曾经为彭真工作过。

他在北京、河北等几座监狱过了3年牢狱生活，他的妻子吴世良在他被捕的第二天也被抓了。他们16岁的女儿英小乐被送到内蒙古插队，7岁的英达先是跟奶奶生活，后来被迫流浪街头，住在下水道里。

蔡葆真因为有个跑到台湾的丈夫，自己又懂法文，被安上一个疑似“法国间谍”的罪名，造反派不许她跟子女同住，把她隔离到一个只有7平米的小矮房里。

多年以后，英若诚把自己的牢狱生活作为个人自传的第一章，因为这是他一生中“最离奇”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