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涵称限娱令对自己没有影响：它不是限制快乐

2011年11月04日 07:49
来源：时代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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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娱令对我没什么影响！”

时代周报：你为什么开书店？

汪涵：就是比较方便，还可以放书，这房子是我早年买的，位置也挺好，灯红酒绿的，投入到这种灯红酒绿里边去猛烈地呼吸，但是又不在里面生活，我觉得挺好的。

　　时代周报：你现在一天的时间怎么安排？

汪涵：一般就是睡懒觉，现在年纪大了睡不着了嘛，早上起来看书，大概是10点钟起床，看两个小时书，然后吃饭，下午两点钟到台里。

　　时代周报：你现在工作、休息跟玩的时间是多少？

汪涵：工作、休息跟玩儿，对我而言也没有界定得那么清楚，比如说这期的嘉宾特别有意思，我就觉得跟玩似的，你在他们身上也能够学到很多东西，就算什么东西都学不到，嘉宾特别差，你最起码也在学会坚持和忍耐。至于休息，列宁说过用一种劳动代替另一种劳动就叫休息，比如说在家里看书看累了，录个小节目，录节目录累了回来看看书。

　　时代周报：限娱令对你有什么影响吗？

汪涵：限娱令限的是娱乐、它不是限制快乐，快乐跟娱乐应该不是一个概念，我想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它不会限制普罗大众在它的统治下快乐地生活。问题是怎么去落实这个限呢？比如说限购令就很简单，就是不让你买第二套房子，限娱令，我们怎么去落实和贯彻？听相声算是娱乐吗？是不是一天只能听三段相声，超过了三段就必须得限制，或者是听相声的时间只能是8分钟，不能是9分钟，超时一分钟就去喝茶，这个还是期待有更加明确的条条框框让我们去遵守。

但是我倒是不觉得对我有什么影响，我觉得有可能是对娱乐这个东西的理解不一样，它所限的跟我所想的有可能不是同样的东西。乐字的古写法是3个麦穗，3个绞丝旁，下面一个禾苗的禾，是一个成熟的麦穗的意思，所以乐是麦子成熟时人们的心情，它是一种成熟的表现。我们现在有可能把娱乐跟搞笑、跟恶搞联系在了一起，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要限的。而且就我个人特别肤浅的一个理解，有可能是他们觉得很多东西是要掌控了，因为人们过于疯狂了。在很多事情上，比如买房，比如投资。最简单的看法就是少让他们在一起那么high。

　时代周报：但是“快男”、“快女”那就不做了喔。

  汪涵：哈，我高兴得不得了

　时代周报：没有一点遗憾吗，一个这么经典的品牌就没有了，你因为这个节目而在全国成名。

汪涵：“快女”之所以搞成这个样子，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湖南卫视自己认为它是我们自己独创的，再加上大量的投入，我就从来没有觉得它对我个人有多么重要的影响，因为没有“快乐女声”，迟早也会有“天天向上”，迟早也会有其他的东西，能不做我反倒很开心。因为在舞台上很怪，因为改时、怕超时、各种评委，你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发挥，不是每一期都会突发“罢赛”那种让我有点小亢奋的东西，走流程就好，对我来说没什么意思，它也基本上是平平稳稳的。

不喜欢去北京，不爱扎堆

时代周报：你内心不像你的外表，似乎还是个踏实的人。

汪涵：我反正不做一些不靠谱的事儿。扛不下的事情我不去做，比如说去北京，去那里，我特别不愿意，不愿意扎堆，我特别害怕那种莫名其妙的人多、失重。这也是我不愿意离开长沙的原因，我觉得这个城市，包括这里每一个人的气息，跟我都是相通的，所以就过得特别舒坦。同时，我们但凡喜欢一样东西，要有一个条件，叫不易得。

　时代周报：什么是不易得？

汪涵：在北京很多东西都是太易得了，比如说这个鼻烟壶我得找一个月，他才能够给我寄过来，我天天就惦记着，特宝贝，这样你的生命当中多了很多珍惜的东西，色彩一下就不一样了。我在长沙，要见到所谓你说的文人雅客的话，可能等一个月他们才会到长沙来一趟，彼此之间的交流就会显得特别珍贵、透彻，而且大家很珍惜每一次讲话。比如梁文道来，每一次我们俩聊天聊得特别快乐，朋友们从杭州来上海来，把我当作一个小小的驿站，我觉得这就很好，也不至于来往得太密切，我不是一个喜欢频繁走动的人。

　　时代周报：你会觉得你的成功侥幸吗？

汪涵：木心先生说过一句话，比不幸我不参加，比幸福我也不参加。你说我的成功，归结于命运还是归结于自己的努力，我都认可。当然，经常偷着乐，为什么就是他了。我有时候跳出来反观自己，为什么是我来这里夸夸其谈，没有什么答案，它已然是这样。当然有时你可能会回想这一路是怎么一步步走到这个地方的，你会想可能是自己的诚恳或者是谦和；但是当你把眼光再放远一点，会发现有好多人在帮你。当你再把眼光再放远一点，你会发现好多事情似乎有一些莫名的联系，说是命运也好，贵人相助也罢，自己努力也好，我想都有。

“你有跳车的勇气，我还没有”

　　时代周报：听说你拜了师，师傅最近故去了？

汪涵：对，虞逸夫老先生是老神仙，我亲近了他3年，获益良多。师傅常对我说你父母健康，工作顺心，报酬丰厚，老婆漂亮，朋友对你还挺好，生活已经满了。他一再提醒我，千万别满，一满就容易出事。一个灯，容量只有这么大，你要想亮只有一个方法，再加一枚灯芯，再简单不过，问题是再加了一枚灯芯，你的油就比别人快了，你只能璀璨那么久。

　时代周报：就是说要懂得取舍。

汪涵：对。我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是我非常清楚我不要什么。

　　时代周报：你会不要这个主持工作吗？它能带来利益，但不创造东西？

汪涵：虞老说过我的工作特别好，要我用心去做。他说以前释迦摩尼讲佛法有几百几十人听就已经很了不起了，你上亿人听，更有责任。我为什么说限娱令限不了我，就是因为我所理解的综艺已经不是他们认知的综艺。综艺综艺，艺是艺术，综是综合，中国人的艺分为大六艺和小六艺，小六艺是车、射、术、礼、乐、书，这些东西，放在公务员身上就是为老板开车了，会打牌，放在综艺节目主持人身上无非就是会说方言，会跳迈克尔·杰克逊，会唱刘德华，会说冷笑话。

小六艺没意思，我说我要去做大六艺，大六艺是诗书艺乐春秋。一个主持人，不单是综艺节目主持人，如果能够有诗一样优美的语言，书一样的深邃和博大，礼一样的节制和分寸，艺一样的变化，乐一样的律动和春秋一样的分明，你怎么能限制得了这个人，他做什么节目都是跟别人不一样的。还要有春秋一样的分明，有你的底线，不能说所有的嘉宾来了都是好的，你都得呵护着，我有时候在节目中也捉弄嘉宾了，我觉得有人特别傻，就好像那个释道心就被我搞死了。

时代周报：你对自己的将来，所谓的职业生涯没有规划或者是一些指望？

汪涵：没有，完全没规划。该干活就干活。反正我之前也是什么都没想，一下就快40岁了有什么好想的，反正将来也不至于差到哪去，除非有大时代的变革，那还能怎样呢，反正又不是我一个人。除非你有跳车的勇气，你有跳车的勇气吗？反正我现在还没有。

　　时代周报：其实跟你聊天发现你是一个文化人，难怪有个记者会觉得奇怪，我是来采访一个娱乐主持人，你却跟我谈什么文化？

汪涵：很正常。美国有一个搞音乐史的大家叫做保罗·亨利·朗，他写了一本书叫做《西方文化当中的文化》。这么厚一本书，非常好，他一开始在序里面就提到了时代精神，画家也好，音乐家也好，作家也好，都要有时代精神，包括我们在台上主持的，你看我们的主持节目当中也会“Oh！Yeah！哇塞！”，这都是时代的产物，30年前、50年前的人无限忠于什么。民国的时候一定不会那么说话，鲁迅两兄弟吵架都吵得那么文雅，甚至决裂的时候都写得那么工工整整，彼此都是相敬的。

但还有一种人是反时代精神的，他提出大量的反思。比如说陈丹青，陈丹青的文字里面你看不出一点时代文字的气息，反倒是很浓的民国范儿，他其实就是提出一种抗争，但我不能够，除非我有跳车的勇气。陈丹青不在这趟车上，他的画在哪都能卖钱，我还坐在这车上，拿着这个俸禄，只能在这个地方做节目。特别羡慕他，他会说，又敢说，而且说得好。我们就不一样了，其实我也完全可以过得比现在还要有声有色，风生水起，但是我并没有。上级通知我去参加文代会、全国文学艺术家联合大会，挺牛的，但我在想应该怎么推掉，还有其他的职务，我都希望远离，我更愿意在自己的小书屋待一下午，而不愿意去参加这样那样的研讨会。这也是一种小小的抗争，希望能够保持清醒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