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评：“抗日神剧”的市场逻辑和价值是非

近来，抗日题材影视剧扎堆上映，多以英雄主义为轴心，呈现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然而，部分剧情离奇，夸张，诸如徒手将敌人撕成了两半，铁砂掌、鹰爪功等，不仅与历史事实不符，亦被指有违理性，有评论甚至认为是对历史的强拆，因此被称为“抗日神剧”。其背后存在相应的市场逻辑，所遭遇的批评涉及多种价值考量。

过去，抗日影视剧中，英雄在战斗中屡屡获胜，所向披靡，即便不幸牺牲，在最后时刻往往也是死而不倒，即使是倒也是掷地有声，且还得透支全部的肺活量，高呼“打到日本帝国主义”。如今的“抗日神剧”之所以被冠以神剧，就在于它在运用这种方法论过程中，有过之而无不及。它在政治正确的基础上，夹杂着一丝玩世不恭，舞台上不仅有英雄，还有江湖，抗日+武侠，正是“抗日神剧”中常见的怪异合体。甚至在武侠中都难得一见的招数与秘诀都被派上用场。于此而言，“抗日神剧”实质上疏远了抗日主题，它更像是“抗日外传”，抗日只是噱头，只是一种笼络市场的技巧。

“抗日神剧”的涌现并非因为受到政策导向，它一定程度上是市场作用的结果。为何这种有违理性的抗日题材影视剧，会受到观众追捧，是民众品味出了问题，还是“中国崛起”幻觉下，国民扭曲且虚弱的自信心的自然流露，抑或可归咎于某种抽象且神秘的国民性？上述推测大抵依据文化、社会心理视角，有一定道理，但不能解释当下“抗日神剧”铺天盖地的现状。要理解“抗日神剧”的发生逻辑，笔者认为，可从近年来中日外交摩擦，以及由此引发的中国各地游行示威现象获得启示。每每中日关系紧张，激愤情绪便占据主流，甚至理性者遭到鄙夷，而冷眼旁观的无为者甚至被视为卖国贼。那些积极的行动者，师从民国时期民间对抗日本的手段，抵制日货，尽管在此期间有身背佳能照相机却打着“抵制日货”口号的滑稽现象，但总体而言，的确不乏真诚抵制日货的民众。每到这样的节点，就有人从全球化的角度布道，解释抵制日货最终只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于中国的经济、民众的生活利少弊多。抵制日货这种方式是否能有效抑制日本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一种组织队伍的绝佳方式。游行的民众若空喊抗日口号，在这个和平年代难免要沦为政治行为艺术，若在游行过程中主张抵制日货，并通过打砸行为展现爱国者的坚定立场，激愤情绪才以一种看得见的方式得以发泄。

为何这种斗风车式的“抗日”行为受到民众欢迎？若只是单纯的民族主义者，他们很可能受到孤立，毕竟民族主义在今天的确逐渐退隐，煽动性有限。关键在于，正如有媒体在调查中发现，那些参与打砸行为的民众往往也是生活中的loser，他们容易将过去的不如意，通过这种充满爱国光环的行为发泄出来。不难发现，简单乃至漫画式的对抗姿态，主要局限于底层民众，他们从民族主义余温中寻找合力，结合日常积累的愤懑情绪，将这种五味杂陈的诉求集中展现在游行示威这个大舞台，他们演绎的不只是一种爱国激情，也在尝试扮演一个合法的暴动者角色，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民族主义与民粹的合流。

回到“抗日神剧”，不难发现，剧中英雄叱咤风云的抗日表现，和那些高呼“抵制日货”口号并企图藉此完成对日逆袭的爱国激情颇有几分神似。无论是“抵制日货”的抗日方法论，还是“抗日神剧”的抗日历史观，其实都是浪漫主义的产物，这种社会学意义上的独特的“抗日剧目”如今已不再纯粹，它不是依靠其固有的抗日作用来确定正当性，而是因为它附着了历史上的爱国激情，当代青年对它如法炮制，既是在发泄激情，也是在缅怀历史。

细心的人可能注意到，在“抗日神剧”风行之前，抗日题材的影视剧出现些许变化。像《我的团长我的团》这种相对原生态的抗战片一度火爆荧屏，作品中充满小人物的嬉笑怒骂，还原了战时的残酷与不幸。另外如《滇西1944》、《雪豹》等抗日题材作品，则强化了现代战争理念。主人公或有留洋背景，是十足的“战争精英”，个人魅力有相当的技术成分；或呈现战争中小股部队的作用，尽管未完全脱离过去的英雄崇拜，但他们被赋予鲜活的个性特征，意识形态色彩被淡化。

对英雄的迷恋并非国民性的结果，即使在美国大片中，仍然充斥着各种英雄叙事。然而，西方影视题材的英雄形象，有种趋势越来越明显，即英雄壮举不仅基于个体强健的血肉之躯。主人公高超的武艺或通过科幻手段嫁接而来，或以科学技术作为支撑。热爱“007”系列电影的人们不会忘记，特工消除邪恶、匡扶正义前夕，他的技术团队总是会提供各种新式武器，以在关系生死存亡的时刻完成自救，硬件如此，主人公随机应变的能力，关键时候的从容、淡定，以及严刑拷打过程所展现的惊人承受能力，无不打上了深深的技术烙印。影视剧不再单纯依靠动作指导来呈现英雄魅力，高强的武艺尽管有其审美价值，但毕竟野蛮意味十足，在这样一个扣下扳机就能瞬间杀人的热兵器时代，尤其不合时宜。如今武装英雄形象的除了其自身的天赋异禀，对科技的依赖也逐渐加深。天才+科技，成了英雄的最佳道具，英雄游离于鲜活的人和冰冷的机器人之间，暗合了机器时代人的性格特征。

“抗日神剧”的非理性，除了因为它疏远了这个时代的技术偏好，当然，更重要的就在于，它对英雄对胜利的执着刻画，显示了对战争的狂妄无知，这种无知过度渲染，势必会影响民众的认知。现代社会，英雄退隐，既因为个体的崛起，也因为江湖不再。两国交战，依靠什么取胜？除却微观的战争细节，从长远来看，战争双方的力量对比，归根结底是两国工业水准的较量。清末即有官员感叹鸦片战争“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并强调工业之重要性，“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皆为李鸿章语)。抗日影视题材剧没有承担宣扬这种理念的责任，但若颠覆此种理念，势必有违理性。当编剧们试图既叙述一段历史，又要兼顾观众的快感，并因此与这些理念渐行渐远的时候，他们就不仅在打造一批离奇的“抗日神剧”，也在助长社会的虚骄、浮夸心态。

抛弃了史实，遗忘了常识，仅剩下浪漫主义情调的“抗日神剧”既是神奇的，更是可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