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策划]五月风暴45年：电影大师戛纳闹革命

1968年，克劳德-勒鲁什、戈达尔、特吕弗、路易-马勒、波兰斯基占领了正举行放映活动的戛纳电影宫，并以此为阵地，要求立即停止戛纳电影节。

人们由于意见不同，在电影节上几乎打起来

正片：停下！好戏正上演

回到歌舞升平的戛纳。契科夫说，有枪就一定要发射。所以有蟠桃会，就一定有齐天大圣。戈达尔和特吕弗就扮演了这么样的辣手角色，着实大闹了一回天宫。

法国电影馆重新开张的第二天，索邦大学被警察突袭，现在已是欧洲绿党领袖的大学生丹尼尔-科恩-本迪特发出一声怒吼，“五月风暴”席卷而来。当戛纳风平浪静之时，巴黎已是街石纷飞，山河变色了。本迪特在电影馆保卫战中就已崭露头角，但当时满腔愤怒的他正要砸玻璃窗的时候，被戈达尔们制止了。这或许埋下了他和戈达尔之间理不清的爱恨情仇。传言说68年索邦大学墙上的“艺术已死，戈达尔也救不了它”等等对戈达尔指名道姓的标语就是出自本迪特之手。

5月13日，学生们占领了巴黎的大学，法国批评家协会给戛纳电影节总干事勒布莱发来了一份声明，要求电影节同仇敌忾，延期举办，以反对政府野蛮干涉文化自由。久经官场的勒布莱拒绝了这个请求，但老道的他停办了所有的晚宴和鸡尾酒会。

戛纳的人们习惯性的在电影节期间只关心电影节报道，奢华使得窗外的纷扰恍如隔世。直到越来越多的消息传了进来，终于汇聚成一股力量，打破了五星级酒店的无忧无虑。特吕弗开始行动起来了，戈达尔也开始行动起来了，戛纳电影节很快就将遭遇到它的大革命。

17日，特吕弗驱车从巴黎来到戛纳，出席保卫电影馆委员会召开的会议。特吕弗从广播里听到了更多的巴黎的消息。当天巴黎的法国电影技术学院，被几千名电影专业人士占领，要求戛纳电影节与罢工、罢课的工人学生们站在一起，停止举办。

18日，保卫电影馆委员会在让-考克多大厅发起了“停止举办电影节”的动议，米洛斯-福曼虽然不怎么理解为什么巴黎的年轻人在要求布拉格的同胞们极力想摆脱的东西，但是他还是决定团结为上，和同仁们站在一块，把《消防员的舞会》撤出了电影节。

特吕弗并不在乎需不需要和工人们站在一起，但他认为必须对被捕的四个学生做出回应，因此特吕弗一门心思就想把电影节叫停。

而戈达尔则要求如果不停办，那么电影节就需要进行彻底的改革，在他心中有着模糊的蓝图，让电影创作者从官僚、制片人和发行商手中夺权，并取消评奖，因为它“是对于等级制的崇拜”。

不管各自初衷如何，在更本质的地方，或许是因为这个时候，现实展现出的创造力已经超越了银幕。真正精彩的好戏正在街头发生。或许正因为这个原因，雷乃庆幸自己的电影没有放映，《我爱你，我爱你》中的灰色基调，已经不适合这个群情激昂的时代了。

刚受完印度文化熏陶的路易-马勒也是造反积极分子，他召集了所有的评委，游说他们一起辞职。路易-马勒、莫妮卡-维蒂、波兰斯基、特伦斯-杨相继辞职。而特吕弗和戈达尔则同时在对导演和制片人们进行公关，说服他们把影片撤出电影节。《聚会上的报告与嘉宾》、《薄荷刨冰》、《芳菲何处》等片相继宣布退出。

但勒布莱并没有投降，他坚持电影节继续进行，他认为不应该让外宾卷入到法国国内的事务当中。勒布莱要求进行表决，是否继续按照日程放映卡洛斯-绍拉的《薄荷刨冰》，大厅里的大多数人还是举手了，他们不相信革命的时刻已经到来。

当影片开始放映，卡洛斯-绍拉在台上哭丧着脸要求停止放映他的影片，这个来自弗朗哥独裁的西班牙人刚刚在年初见证了军队关闭了马德里大学的数个学院。勒布莱并不认为外宾的眼泪可以牺牲掉法国政府的面子，放映继续进行。这时候，戈达尔抢到了话筒，“电影是属于电影人的！”“放映必须停止！”为了抢夺话筒，混战开始。戈达尔的眼镜再次被打飞，但绍拉和造反派们成功地拉起了幕布。放映终于停止。

勒布莱认输了。电影节宣布结束。开幕时放映的修复版《乱世佳人》一语成谶，一切随风而逝（gone with wind），但这是一场飓风，刮走了戛纳所有的虚荣，并将继续刮下去，刮到巴黎，刮到今天。

《薄荷刨冰》事件当晚，仿效法国大革命时的三级会议，“电影三级会议”成立了。这个汇聚了电影、电视和广播界1500多人的组织，成为了引导之后一段时期法国电影运动的核心。三级会议是个“想象力掌权”的地方，关于电影实践的各个方面：拍摄、制片、发行等等都被讨论，“政治的拍摄政治电影”、“取消明星制”、“电影是人类的生存必需品”等等各种想法被提出来。

三级会议因此催生出了很多电影团体，像戈达尔的维尔托夫小组、克里斯-马克的门德福金小组、自由电影、农民前线、五月手册等等，尝试着大量新的电影实践。这些电影大多都直指资本主义和消费社会，戴高乐主义和国家机器。

反抗，只是反抗。这是1968年的主题，没有蓝图，没有精心设想的乌托邦。68年上映的《人猿星球》里，有句对白，“不要相信任何30岁以上的人。”这是年轻人的时代。早些年，新浪潮的干将们刚刚在美学上埋葬了“老爸电影”。但他们并不满足，“明天”、“未来”，他们渴望走得更远。路易-马勒在人群之前唱着《国际歌》；被催泪弹熏哭的布努埃尔看着巴黎街上满是堪比当年超现实主义的标语，不禁回望青春年华，“我与世纪同行”他叹道。

1968年对于电影人来说是刻骨铭心的一年，看一下当今的阿萨亚斯就能明了，毕竟我们从未像1968年那样离未来如此之近，这是手指月亮的时刻，只有傻冒才会看着手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