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影节]奥利弗：配额制引进的是美国最差电影

奥利佛-斯通对话杜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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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与政治】

奥利弗-斯通：某些美国电影为战争大唱赞歌这非常荒谬可怕

当天论坛上，奥利弗-斯通充分展现了他“美国老愤青”的一面。他强调世界上很多东西并不是非黑即白的，尤其是政治和商业电影。说到政治，奥利弗-斯通开始滔滔不绝。参加过越战的他痛恨战争，他早年政治观念比较保守，从中年开始改变，称自己青年时候了解到的美国历史是“迪士尼版”，“我整个对于美国政治的体验都让我倾向于质疑这个国家。我们做了很多错事，这个国家傲慢、通过使用武力在其他国家来实现我们的影响”。

他还批判了“某些美国电影推崇战争有理、战争伟大的价值观”。“现在很多表现战争美国电影喜欢营造一种氛围、推崇一种价值观：战士多么伟大、战争多么伟大，去死是可以的，为二战大唱战歌，这是非常荒谬的，非常可怕的”。他提出现在美国好莱坞存在一种幻境：“好像美国赢得了二战，而事实上，很显然是苏联赢得了二战”、反对伊拉克战争、反对越战的奥利弗-斯通强调，“越战综合症”是美国的疯狂，电影却反映了这种疯狂。他认为，三四十年代是美国最自由的时代，最好的时代，四五十年代后所有电影都被好莱坞洗脑了，“所有的电影都是反共产主义的，而我们并没有很好地去理解中国”。

【电影与暴力】

杜琪峰：喜欢用浪漫方式去处理暴力，生活暴力的来源并不是电影

奥利弗-斯通和杜琪峰的许多电影都涉及到对暴力的处理。问及如何区别电影和生活中的暴力，奥利弗-斯通和杜sir有不同的看法。斯通倾向于将真实的暴力展现、传达给观众，即便它是丑陋的。他还澄清说自己绝对不会为了感官刺激来做一部电影，比如“《天生杀人狂》是为了抗议极端的媒体、要让观众看到社会有多么疯狂，以后还会变的更糟糕。表现在电影中是一种可怕的、难以置信的暴力，但有些傻子并不理解我的目的。你要有道义的责任，你不能随意使用暴力”。

杜sir在选择动作或者是暴力时，更喜欢浪漫一点儿的处理方式，“我不喜欢见到太让人难受的场面和设计，我会觉得这种动作应该是很动感的，像舞蹈一样的，并且有自己的色彩在里面的，当然我在拍一些电影的时候我很希望我所表现的东西跟实际是很接近的，难免我会表现得很暴力，有时候不这样我没法展示故事，但一般我比较喜欢浪漫的场景，我希望在画面上像音乐剧一样，哪怕血爆出来了，我希望展示它是一种色彩”。

有些社会上发生的真实暴力事件会被归罪于暴力电影之上，比如说枪击案。对此，杜琪峰强调，暴力的来源并不是电影。“电影的暴力少了，并不意味着现实生活中的暴力就少了。现实生活中的暴力很严重，可能电影会有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在这其中，电影创作人的态度很重要”。

【电影与现实】

杜琪峰：电影具有时代性，电影人应对社会负有责任

杜sir认为电影是一个时代的表达，有时代性，“我们这帮人就是去做一些记录，去留一些痕迹”，所以他也认为电影制作人对社会负有责任，“因为一部 电影要面对所有的群众，很难把电影作为一种教育的方式。因为我始终会有主观的角度，因为没有主观角度就没有创作”。同时，杜琪峰表示一定会通过电影有所教 育，“只能是我希望表达什么，就留出空白让观众去理解”。奥利弗-斯通也赞同杜sir的观点，“是的，我承诺做这样一些工作，捕捉我们这个时代”。

杜sir在提问环节还讲到，香港整个社会已经很病态了，尤其过去一两年的新闻都很吓人。对此，电影做不到太多，电影对世界有影响，但不足以让人去停止某种行为。宗教可能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多平静，而不是电影。“韦家辉先生会在我电影中表现出一些宗教元素，比如说因果报应”。

在讲话中，杜琪峰还提到《毒战》是一次对审查制度的考验和反思，而奥利弗-斯通补充愤愤道，“美国和中国都有审查制度，每一个好的导演都会反对这样 的规则。很多电影出来之前会被删掉很多部分，理由是电影很混乱，有的人觉得只要电影中有内容不符合他们所想，电影就是混乱的。”

【斯诺登事件值不值得拍？】

杜琪峰：作为电影题材来讲没有什么新鲜的

在提问环节，有位观众提问两位导演，最近的“棱镜门”事件（美国中情局前职员爱德华-斯诺登在香港向媒体爆料，美国家安全局通过一代号名为“棱镜”的秘密监控项目窃取民众信息）值不值得拍成电影？

杜琪峰笑说，“这个事件作为电影题材没有什么新鲜的，美国经常有这种事情，美国人很喜欢爆料的。只不过更新鲜的是他来了香港。如果这个人使得香港陷入麻烦，香港人会感兴趣。这个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窃听，所以对我来讲并不新鲜”。而斯通有不同见解，“爆料简单，要真正揭发内幕很难。我认为斯诺登是个英雄，值得我们赞扬，他也没有伤害任何人，对民众没有任何害处，但他不利于美国政府。”他还强调，“如果中国放弃了斯诺登，那你们会和世界为敌”。斯通表示，十多年前的《国家公敌》正好讲了这样一个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