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影响]三地电影资料馆专家讨论修复片现状
电影《彩色青春》是香港电影资料修复的第二套电影图被新闻媒体报道
《牯岭街少年》的修复问题一直是影迷们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然而它的版权问题非常复杂
由于《黄飞鸿》系列在粤语地区的影响力,香港电影资料馆优先修复了它
话题二:修复之初——片目的选择与版权的争取
1、选片方式
林觉声(香港电影资料馆馆长):香港电影资料馆设立了一个小组,我们有一群专业的同事,包括主任、电影策划、收集的同事、编辑的同事、修复组的同事等,大家一起讨论一系列的电影。我们会定时交流,我们有一个清单,上面大概有三十几部电影。大部分的电影都是一些经典,非常具有代表性,或者代表某个时代,或者代表某个电影种类、或者代表某个导演、或者代表某个演员,所以挑选的时候很难抉择。
我们根据现有的资源和人手安排工作。比如现在除了《孔夫子》之外,我们做得第二套电影是《彩色青春》。虽然萧芳芳、陈宝珠合作过很多粤语长片,但是《彩色青春》是萧芳芳、陈宝珠唯一一套合作过的时装青春歌舞电影,所以非常具有代表性。之后我们又选择了两套《黄飞鸿》,《黄飞鸿》是广东和香港非常重要的电影。每一次我们都考虑很多因素,可能有部电影它本身很好,但是当时拍摄的条件太差,我们就会暂时将其放在一边。
左英(中国电影资料馆技术部副主任):我们这就是计划经济的产物,上级领导指定你做修复,然后一年给你一百部片子,或者二百部片子,你给我做完,你不能说这个片子做来来容易那个做起来难,也没功夫去区分哪个容易哪个难,你要是赶上难的,算你倒霉,赶上容易的,算你赚着了。总体来说,应该是不会亏着谁。
钟国华(台湾电影资料馆资料组组长):我们站在保护电影文化资产的立场协助台湾中影。台湾太多电影是从台湾中影出来,只要资料馆办任何影展,或多或少都会用到他们的影片、剧照。在数位修复的部分,台湾中影跟我们签一个契约,公开发行两年后,它会给我们修复的母档,发行之后蓝光DVD也会马上给我们;在典藏部分,提供我们做非营利使用。
2、版权问题
林觉声(香港电影资料馆馆长):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此次制作“修复珍藏——希区柯克默片迷踪”的关系,所以大家会感觉我们与英国合作较多,其实事实并不是这样。之前我们做过韩国的修复电影和德国的修复电影等,我们做“修复珍藏”的目的就是将世界上一些经过修复的经典电影带给香港的观众欣赏,不一定是英国的,其实世界各地都有。
香港电影资料馆是国际电影资料馆联盟的会员,国际电影资料馆联盟包含了其他国家很多重要的资料馆,拥有上百个会员,其中包括中国内地、中国台湾、美国、法国等重要的电影资料馆,所以当我们要用到某一个国家的电影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这个组织拿回来。
我们的标准是看放映设备是否合适,例如放胶片时一定要有两套放映机,现在商业戏院电影的放映只会用一部放映机。因为一部电影大概有十卷千尺胶片,所以资料馆的放映是从A放映机播放一卷,一卷播放结束后就由B放映机继续播放。两部机器交替使用,就不用将十卷胶片接驳成一大卷胶片,因为接驳的时候都会有微损。
所以我们要求电影放映的场地有两部放映机,我们和国外都是这样互相要求。另外,我们互相之间都需要遵守联盟的守则,比如版权守则、保存守则或专业技术人员的配备。我们最低的要求是需要对方是联盟的会员,因为会员间有守则和保证。如果对方不是会员,则需要找到他们地区的属于联盟会员的资料馆,并由它做出推荐。打个简单的比方,比如说中国北京大学想借《孔夫子》,我们需要其找中国电影资料馆做推荐,如果中国电影资料馆觉得这个机构合格,我们才会借影片给他们。
钟国华(台湾电影资料馆资料组组长):《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当初找原始著作权的继承人时,可能就没有谈得很清楚,只说修好之后在国际影展露出,最后要使用时才发现修复之前没有把授权谈好。
林文淇(台湾电影资料馆馆长):它已经僵很久了,从还没修以前,想要放映就已经很困难了。台湾没有发行过完整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DVD,其实真的很复杂,要解决需要智慧。这牵涉到不只是商业利益,事实上老台湾中影比较有创作理念的导演,跟他们关系是非常不好的,这还牵涉到情感上的原因。特别是杨德昌的电影,以前替老台湾中影拍的,上映的时候没有受到好好的对待。如果只是在商言商,钱拿出来都很好谈。
以一个公司的立场,一定先做容易做的事,除非《牯岭街》有很大的利益,但其实也没有。就算有一万人很想要看,买DVD的又有多少?对台湾中影来讲处理起来很困难,处理后利益又不高,如果期待它积极处理是不太可能的。最终解决办法,也许还是要回到电影资料馆这种比较中立的单位,我们有意愿处理,但以我们现在的经费也没办法处理这个问题,对我们而言,最终是钱的问题,而对牵扯其中的,可能不只是钱的问题。只要一个人不愿意,其他人没办法动,特别在台湾很困难,也许在北京做容易一点,可是在台湾若有十个版权拥有人,我们就得跟十个人谈。
钟国华(台湾电影资料馆资料组组长):台湾这个问题很严重。包括我们做数位修复,谈授权不是一次谈成,都要经过好几次磨合和沟通。以《牯岭街》来说,发展成这样,对世界电影基金会是很大伤害,毕竟是用一笔钱来修,最后不符合他们原来的目标。如果原始版权所有人有很多顾虑,不愿意释放版权,那怎么可能有大规模的放映或发行。一般情况,越老的片子越可能谈,新片比较难,因为还有商业价值。
林文淇(台湾电影资料馆馆长):我们现在还在订定典藏政策的草案,所以无法说明。但我个人的看法,台湾电影、内地电影或香港电影是全球的遗产,只要有人愿意修,就是一件很好的事,当然版权归属是很明确的,不会因为它修复之后就乱了,除非它已经过了公共版权的保护期,那就是谁都可以修了,你就拥有修复后的版权。我个人倾向大家一起合作修复华语电影,在没有违反台湾政府典藏政策的前提下,我倾向尽量开放,不应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态度,大家一起来修,彼此分享资源。
我们也跟香港合作过,《苦儿流浪记》最好的版本在我们这里,香港想修,过来跟我们借,以前合作的方式是修好后也给我们一份。譬如说台湾公司出品的电影,它现在最好的版本可能在北京资料馆或香港资料馆,我们非常需要馆际合作。前一阵子担心台湾电影跑到大陆去,台湾就没有了,我个人认为应该是误解。问题是我们经费真的太少了,别人更急,比如李行导演他可能更急,我们速度没办法跟上,所以他就想办法自己去找钱、自己修复。
3、存片方法
林文淇(台湾电影资料馆馆长):台湾中影在台湾电影史上拍过的电影非常多,我们现在熟知的、一直到70年代末很多电影都是台湾中影的。台湾中影的东西寄存在资料馆,我们免费帮他存,它要用就可以用,可是我们要用、非营利的部分要知会他。
左英(中国电影资料馆技术部副主任):我们的电影库分两个地方存,北京有一个库,在东五环那边,还有一个库在西安,在兵马俑华清池中间,当时三线建设,都是备战的方法,把片子都存在了西安,那都是在文革之前了,在五十年代。因为底片是最原始资源,所以说在陕西那边挖的库,北京这边也是挖的库,当时挖的库建设的级别还挺高的,按照防核弹的规模去建设的。北京现在我们这个库房是一个拷贝部,然后所有的底片都放在西安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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