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谈《二次曝光》送审 只删改“傻X” 一处台词

2012年09月10日 10:09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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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忘了当初为什么出发

“摄影机应该像墙上的苍蝇，不被人注意，从而真实地记录现实。”美国纪录片大师、“直接电影运动”代表人物弗雷德里克怀斯曼曾经这样阐述自己的拍摄主张。《姐姐》在摘取系列大奖后的一次纪录片电影节上，出现在了怀斯曼眼前。当大师起身问身后的观众“谁是李玉”，她已经在观看一部讲述柏林墙的片子时开始犯困，靠在椅子上睡着了。“《姐姐》这个片子，就是‘墙上的苍蝇’最好的例子，也是我想达到的一种境界。”怀斯曼说。

随着收视率对纪录片栏目造成的压力增大，“墙上的苍蝇”也越来越难以像从前那样静观其变。为了继续拍自己想拍的故事，李玉在2000年选择了电影。

跟很多单亲家庭的孩子一样，父母无休止的争吵打骂是她脑海中最不堪的成长记忆。李玉比自己的姐姐要敏感，年少时躲在门后面偷偷地哭过之后，她会不停地琢磨男人和女人之间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情感。听烂了男欢女爱的离散聚合，她想用电影关注女人和女人之间的情感，这就是处女作《今年夏天》。因为压根不知道在中国拍电影需要报备和审查，这部处女作成为一部非法拍摄的地下电影。

那时的李玉，剪着一头短发。投资人听一个二十几岁的小姑娘讲了几分钟后，不是开始找烟就是回电话——没有人相信她能拍电影。和当时的男友商量之后，他们卖掉房子，拿出彼此的积蓄，借了所有能借的钱，凑了40万拍摄经费。在济南关机之后，给剧组所有人买完车票，她已身无分文，和男友一起逃票爬上了回京的火车。

面试女演员时，李玉清楚地记得，那天她突然来了例假。她刚尴尬起身，马上就有个面试的女孩塞给她一样东西，是卫生巾。“所以你看，同性之间的这种敏感跟男女太不一样了。”在后来在回忆文字里，李玉写道：我想表达的是女人真正的痛苦和无助。在主角小群的眼里，社会就像一堵墙，她的愿望和欲求都被这堵墙隔着。她的沉默给她带来的是更多的痛苦和压力。这部电影里，两个女主角在现实生活中也是恋人，但拍完这部戏就分手了，我的电影使她们逝去的情感成为永恒。

女性视角，几乎是一把可以打开所有李玉作品的钥匙。当然，这部讲述女同情感的大胆之作给李玉带来的另一个后遗症就是，“到现在，很多人都误以为我是同性恋。”范冰冰凭借《观音山》斩获影后的庆功宴上，她亲李玉的那个瞬间被人PS出舌头之后，这个误会越结越深。

因为题材和尺度屡次挑战审查禁忌，李玉这个让有些部门稍感头疼的名字，一直在扮演着中国电影的非主流。她和制片人也因为拍摄“含有色情内容”的《苹果》和“违规参赛”等问题，遭遇了中国电影近年来最大的罚单：吊销该片公映许可证；没收影片拷贝及相关素材；停止该片在影院发行、放映；停止网络传播；停止音像制品的发行。取消影片制片方北京劳雷影视两年摄制资格，公司法人代表方励两年内不得从事相关电影业务；对参与投资方通报批评；对制片人、导演及相关演员严肃批评教育，要求作出深刻检查。

经历系列事件之后，李玉也开始反思：《脱轨》剧本被毙之后，虽然通过《观音山》改头换面重新面世，但毕竟打了太大的折扣。如果要继续在这个环境下拍电影，恐怕要作一些聪明的改变了。

令她和制片人方励颇感欣慰的是，这次《二次曝光》送审，只有一处修改：将范冰冰的台词“你以为我是傻逼吗”改成“你以为我是傻瓜吗”。“在审查允许的环境下，说自己想说的话，其实也可以实现。”

李玉一直很喜欢王安忆的一句话：不要急于适应社会，先适应你自己。“大家现在都在说奋斗，我觉得奋斗是一个尤其需要谨慎的词。在这种跟随大家的奋斗中，很多人都找不到自己了。”

她一直很感谢从前的制片人陈虻。拍完《今年夏天》之后，不名一文的她又回到《东方时空》，吃大食堂，还经常接一些栏目的选题拍摄还债，才挺过了最艰难的那个阶段。“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了当初为什么出发。”这是英年早逝的陈虻生前经常说的一句话，它让很多行路之人在倦怠之际重新充满能量，也包括李玉。

“每次想到他，我都会不断想起我当初为什么来北京。我很庆幸没有在这些年变成另外一个迷失的人，否则我会在漩涡里越陷越深。我的合作者经常问我，你为什么总要这么清醒，总要做点深刻的不一样的，因为我永远记得我想做的事。我想用我们所有的真诚，再出发一次。太多的人害怕自己被主流抛弃，我想说不要急于去做主流。我相信不管我做一个怎样的电影，哪怕它再商业，总有我的东西在。”

(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