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逃兵”侯德健 数度叛逃难以解读

2011年06月29日 19:28
来源：南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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祸头子

在侯德健看来，《龙的传人》本该是一首哀伤的歌，而不该如它的初唱者李建复那样以雄壮、激昂的方式演绎，“它根本不是一首进行曲”。

写《龙的传人》的复杂情愫，来自于1978年12月美国与台湾断交的那个早晨。在台湾政治大学念书的侯德健被室友推醒，他看到的是一张张义愤填膺的脸。有的同学还哭了，说我们被美国出卖了、抛弃了。

22岁的侯德健自认为无法加入这群同龄人的幼稚。成长过程中，侯德健深受其外祖父罗秉谦的影响。罗秉谦曾是飞行员，国民党命其轰炸延安时，他把炸弹全部扔在了秦岭上。他笃信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从小告诫外孙，民族民生民主，民族排最前，一个民族内部自己搞分裂，在老人看来不可原谅。

侯德健一方面觉得以岛为国的“爱国”主义非常狭隘，但更让他厌恶的其实是台湾当时尚充斥着的对威权统治的膜拜。他回忆了一件事：

“上世纪70年代末的台湾，每场电影正片放映前，都会出现蒋介石一副民族救星姿态在阅兵台上挥手的短片，全场观众则必须随之起立唱‘国歌’，并高呼老蒋万岁。有一次在梅花戏院大家起立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再也不想忍受这样被愚弄，就一屁股坐了下去。这本来只是我个人一场小小的行为艺术，但屁股还没坐稳，脑袋便被后排观众狠狠一拳重击。我回头一看，打我的是个跟我年龄相仿、看上去也受过高等教育的男生。看着对方一脸忠君爱国而不自知的糗样，我差点和他打起来。”

侯德健后来自称“祸头子”，这是句北京土话，用来指那些调皮捣蛋、无法无天，还不知改悔的人。十年后，台湾“解禁”。身在大陆的侯德健想起了这件事，仍会忍不住地想：不知那个男生是不是还觉得对威权的崇拜是天经地义的事？不知他有没有懂得别人也有不崇拜的权利？

台美断交的上午，侯德健花半小时写下了《龙的传人》。“枪炮声敲碎了宁静夜，四面楚歌是奴才的剑”，他的原意是直指近代以降的民族伤痛，奴才二字尤为刺眼，这是侯德健的一贯观点—因为先有了情愿做奴才的人，才出现了统治奴才的主子。时值台湾校园民歌运动的高潮，侯德健此前已以《捉泥鳅》、《归去来兮》等歌出名，《龙的传人》很快被新格唱片公司看好，并交由李建复以进行曲方式演唱，随即风靡。十天后，《联合报》刊出歌词全文，国民党政府亦开始大力推广这首“轰轰烈烈的爱国歌曲”。

这让侯德健深感荒诞。紧接着，是时任新闻局代局长的宋楚瑜以“龙的传人”为题演讲，并亲自改动歌词，希望加上“庄敬自强”等国民党口号。侯德健拒绝了，还劝宋楚瑜说如果想表达自己的想法，不如自己写首歌。

1983年侯德健来到大陆。当时台湾尚未“解禁”，侯德健此举被视为“叛逃”。到底何故来大陆？侯德健一直以来给出的官方回答是，他在泰国北部难民营目睹了华侨的凄凉绝境，为台湾政府不愿出手营救而愤怒，遂寄信心于大陆。而如今再次言及此事，55岁的侯德健神秘一笑：

“告诉你，我当时对大陆一无所知。就知道这是唯一不让我来的地方，所以我就偏要来。”

作为勇闯禁区的台胞先驱，侯德健在大陆受到了“统战待遇”的欢迎。他被安排在文化部直属的东方歌舞团，这是当时最时髦的歌舞团，拥有程琳、郑绪岚等流行歌手，舞蹈比起其他的正统团队也要洋气得多。侯德健主要负责写歌，他给程琳制作的专辑《新鞋子旧鞋子》一炮而红，卖了两百多万张，每张他可以抽成一块钱。于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二十多岁的侯德健已是一个十足的百万富翁，开上了奔驰，在北京广州都买了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