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健：政治家只负责管理 不应该搞思想

何东：有采访问崔健你拍电影的动力是什么？你回答说：“我有话要讲，我不是简单地要完成电影梦，心里真的有话要讲，电影只是借助的媒介之一。”那你告诉我，在《蓝色骨头》里感觉是音乐还是电影，才能让你能“有话要说”更具有冲击力地表现出来？

崔健：对，有的人这样说，甚至有的人还批评我说：“崔健看电影现在火起来了，转型是一个好时机。觉得电影现在是一个创收点钞票的一个好机会，正好赶上时间了。”其实这些话都是在我想做电影之后的事儿了，我真正想做电影的时候，电影的市场是最不好的时候。我觉得有话要讲是第一动力。而你觉得这种，人想过的瘾，人想通过自己的作品去跟人产生那种荷尔蒙最释放的共鸣，这种享受真的是生命给予你的。我认为这种东西是非商业的，甚至有可能说非亲情的、非感情的，它完全可以像是一种瘾，这种瘾我并不是说你有了这种东西就高高在上了，不是，就跟你吃饭一样，很家常便饭的一种要求，人需要这种互动。

后来我就发现这种互动，在音乐里有，在音乐里是小范围的，而且你每次听一首好歌或者你写一首好歌，你给人带来的那种快感，真的像那种有性爱高潮的感觉。后来我就发现，做电影这种东西也一样，你想象出来的东西，然后你跟别人共享，那个瘾你能想象出来。这种感觉，我认为可以说是所有导演的一个动力，因为他想跟人共鸣，因为如果他要只想给自己看电影的话，他完全可以不用拍。

后来我发现，这是人内在的孤独和人在想创造自己内心价值很重要的一种体现形式。所以，艺术家不完成这种形式，没有人去完成这个东西，政治家是不可能完成这种形式的，我并不是说艺术家做这件事有多伟大，但是我觉得这是艺术家最基本的一个责任，并不等于你高于别人，但是这个工作就应该由你来做。就跟你是政治家，就应该管社会的平衡一样，政治家不应该搞思想，特别是未来的政治家，政治家就是一个管理，而且不应该把政治家高高在上地供起来，政治家就是可以你随便去骂的人，他干一百件对的事，你不值得崇拜他，他干一件错事，他值得你骂他。所以，不要认为所有人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了就要欺负别人，就像我说的当你有了伟大的理想，你就应该去侵犯那些看似犯法的人，你就不分析他的社会责任有没有起到了一些坏的作用，或者是有社会问题起到了一些坏的作用而造成了他的犯罪，这些东西都是一个非常可变性的角度，来去看待一件事情。

我觉得一个人有三种动力都可以做，这三个动力就是情感的动力、智慧的动力、信仰的动力，当你这三个动力都能够聚在一起，你肯定能成功，这就是生命，我认为生命就是这个，这个生命就会创造东西了。这三个动力在我的电影里，我要是费劲的话，都费在这三个动力的组合上。你看我这个电影，我的电影里一开始有很多生理元素，就是情感元素、商业元素，说白了就是讨好观众市场，里面有同性恋，有性，有枪，有暴力，有亲情，而且没有坏人。

何东：你用各种颜色来塑造影像。而导演阐述最后一句话，“因为我的骨头也是蓝的”，蓝色天空可能是一种理性吧，你骨子里的蓝骨头是本能对抗蓝色蓝天的无限理性，还是你就喜欢蓝？

崔健：我觉得我对红色、黄色、蓝色的情结都是平等的，我只是在这个电影中更多地去体现蓝。很多人会讨厌我，因为觉得我失去了艺术家那种感性，那种疯狂，甚至那种忘我。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说，已经过去了，我在年轻的时候就是“不撞南墙不回头”的那种感觉，可是我就发现，我要的东西和我要解决的东西，不是通过一死了之能解决的。人怕死，并不是怕生命的死亡，人怕死是怕自己价值的死亡，自己在有生之年给后人留下的东西的死亡。我有一个朋友叫俞心樵，他有一首诗叫《最后的抒情》，他其中也说过这句话：“我是一个死后仍然怕死的人”，我们俩好像共同想过一样的事情。我调整到了一个理性的状态，我要多考虑考虑我们没有情感的时候和我们没有信仰的时候，我们所能够把握住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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