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德健：痛恨用民粹主义阻碍进步力量

　　凤凰娱乐：我看《三十以后才明白》，我无意中看到一个评论，据说还是一个很专业的人，评了一句话说：“当年的歌手已经远走他乡，让我们用歌声记住他爱国的热情。”

　　侯德健：在我这一代人来讲，爱国是一个正常的事儿。那么，我小时候听我外公或者是我父亲讲的都是满清末年的事情，一直到军阀割据，一直到抗日，到国共内战，一直到台湾。所以，这是我的背景，我外公经常讲的话就是首先你得要不挨打，第二你得把饭吃饱了，你才能去谈所谓的发展问题，先谈生存的问题，再谈发展的问题。那么，在所谓爱国主义这一块，他有很纯真、很单纯的一面，这是因为中国的近代历史所造成的，我的爷爷、我的父亲一直到我这一辈，我们都有历史的这个烙印在里面。也就是说，中国必须要强，强到不挨打，能生存之后才能谈发展的问题。这个东西它也没错，但是问题就是如果太多的人把泛爱国主义，把什么东西都归到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当然会让人变得非常反感，或者是用爱国主义、民粹主义去阻挡一些进步的事物，那这个更可恨了。

　　凤凰娱乐：您曾经在采访当中说过，“我们聊一些不疼不痒的事，让痛和痒留下，留给自己。”到现在为止，那个痛和痒的部分大了还是小了？

　　侯德健：会疼会痒的东西，它总是在那儿，要是一个人不痛不痒，那基本上就是植物人了。这些会疼会痒的事情少，越来越少了，这就是青年人和中年人的差别，青年人/年轻人他们去做他们想做的事，而中年人会选择他们能做的事，他会把他想做的事情可能放到旁边去，因为那些事情有可能的话，在他老年的时候，他如果还有精神、还有力量力气的话，可以去做一点。

　　凤凰娱乐：我刚才其实特别想问的是，一个对生命非常有热情、创作力很旺盛的人，对世界有很多的观点、看法，之前通过做音乐、写歌、写文章都可以直抒胸怀，表达自己。等你自己亲手放弃这些可以表达的渠道的时候，你现在靠什么来疏解你创作的冲动、表达的冲动？

　　侯德健：年轻的诗人，中年的散文或者是游记作家，老年的小说家，一个人如果没有经过五六十年的生活，他怎么去写小说？但是，你可以在十来岁的时候，你对这个世界第一次的蒙蒙胧胧的感受，你突然一下一把抓住了它，三五行写出一首诗来，它可能流传千古。但是到了你变成老年或者起码中年以后，到老年的时候这个东西消失掉了，或者说你不再对这种三五句话能说明一个问题或者抓住一个题目感到兴趣，你会对小说感到兴趣，尤其是长篇的、有结构的，尤其是大电影。所以，你说热情是不是消失了？我觉得只要人有一口气，他都还是有热情的，但当你把热情浓缩到一首歌里面的时候，那是特别浓的，那是高浓度的，都可以造原子弹或氢弹的。但如果你把这些多的热情平平地给铺开，铺在300万字、3000页的长篇小说中的时候，每一页的热度都不是会太高的。

　　凤凰娱乐：现在您也比较享受后种的状态，是吗？

　　侯德健：我现在的感觉，如果能有机会把想做的事情做成，就非常了不起了，对我来讲就非常好了。

　　凤凰娱乐：您当年曾经说注定成不了浪子，是因为有传统文化那部分的情，您现在还这么看吗？

　　侯德健：不同的时代，“中华文化”这四个字有不同的意义，现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了，这个时代有几个特征：第一，中国的经济GDP全世界第二了，我们单日上海和深圳的证券交易所的成交金额量已经是世界记录了。那么，再过几年，我们的电影院和北美是一样多了，我们的票房可能跟它也差不多了。在2008年奥运我们拿了一百多块金牌，拿太多了，当一块金牌都没有想去争取第一块金牌，1984年在洛杉矶奥运会，到2008年也不过就24年。所以，对于拿金牌和民族主义、民族情绪、爱情主义，这个二十年已经起了很大变化了。那么，我们或者是说以后再下一代的人，“中华文化”这四个字怎么去定义它？怎么去介绍给别人？这就是一个最新的挑战了。

　　凤凰娱乐：很大的课题。

　　侯德健：很精彩的一件事情。首先，你选什么？你讲什么，你不讲什么？这个都是随着时代在改变的。所以，时代已经变了，你不能不变，我也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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