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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昂:北京庶民如今“被移民” 胡同里多住高官


来源:凤凰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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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娱乐讯(采写/何东 摄影/小明她)近日,《十二公民》导演徐昂做客《非常道》,在节目中谈到电影的幕后,他说:“我觉得表演或者演员的搭配实际上是一种文学的延伸,演员是色,文学性对于这个人物的描述叫做角,当角遇到色的时候,才形成角色。”
凤凰娱乐讯(采写/何东 摄影/小明她)近日,《十二公民》导演徐昂做客《非常道》,在节目中谈到电影的[详细]

近日,青年导演徐昂携新作《十二公民》做客《非常道》,在节目中谈及这部翻拍自美国经典电影《十二怒汉》的大银幕处女作,徐昂坦诚“不觉得老外的东西就好天上去”;而说起片名中的“公民”二字可能给影片过审带来的影响,徐昂更直言“我们把这个事儿给妖魔化了,‘公民’这词已经在树上被吊死了”。

核心摘要:近日,青年导演徐昂携新作《十二公民》做客《非常道》,谈及这部翻拍自美国经典电影《十二怒汉》的大银幕处女作,徐昂坦诚:“不觉得老外的东西就好天上去”;说起片名中“公民”二字可能给影片过审带来的影响,他直言“我们把这个事儿给妖魔化了”;他叹“日本人懂得敬畏”,“人艺老艺术家赴日被当‘父亲’,屡获鞠躬。”

凤凰娱乐6月12日(周五)《非常道》节目播出“徐昂:理性与感性”,以下为文字实录:

何东:东城的哪个胡同给你印象最深?因为你去的这一趟是最典型的。

徐昂:对,我印象当中最深的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南池子那条街,那个印象特别深,那个我小时候住的时间也非常长,然后南池子那个劳动人民文化宫东门,那块实际上是外交协会,大甜水井胡同,那里边四通八达的,我每次要想把一个人甩了吧,我就那里边走,因为它那里边高台阶,都是属于有钱人往那儿住,它那院更好一点儿,下大雨底下没那么泥泞。它那个感觉在那么一个环境里面,其实还是分层的这人,我当时觉得胡同那个状态已经是杂院了,我小时候住的时候已经是杂院了,那人都还是比较道地的北京人,但是那附近已经开始有一些政府机关开始住进去了,官啊就已经住进去了。但是我在甜水井那个胡同里面认识的那些朋友,家里都是庶民,非常有意思,桌子底永远是脏的,桌子底比面脏,您明白吗,就是面他是擦干净的,但是底下吧就感觉粘了好多东西。但是我去那种家玩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开心,然后家里有好些规矩是大规矩,不是小规矩,小规矩感觉相对不严的吧,就都没事儿,但是有大道理,就这事儿有一坎儿,那底线设的好像在那个地方特明确。对,后来等到“被移民”了以后吧,感觉小规矩特多,大道理没了。

何东:你奶奶是苏州,爷爷是上海,祖辈都是在沪的文化系统里面,你从小肯定听说过上海、苏州的这些事儿。可你又是生在北京的东交民巷,典型的是,特别典型的北京一条街,到现在依然如此。那么你告诉我,你从小到大,你更偏爱哪一方水土?

徐昂:我必须得说,小时候的上海也和现在不一样,我得说上海也已经“被移民”了,就是这个城市。就说它那个,小时候,我在上海的时候,我们家住的那条街就是上海老市委,康平路余庆路,就在那儿,对门儿都是官员。我小时候,我奶奶他们经常在外贸部上班,要去开会什么的,在黄浦江边上,就在外滩那儿,然后就把我一个人扔在路上,让我等她,我就到处溜达,四处走。我走在那街上的时候,绝对是会有老太太出来给你买根冰棍的,我记的特别清楚,有一次是一个老头,出来给我几分钱买了一根盐水棒冰让我在那儿吃。那会儿的上海是一个特别,也非常温馨的地方,就是人和人之间关系特别近。我小时候能说得了上海话,但是后来就不敢说了,因为我妈说我说的话有点乡下的口音,说你这说得不标准,你就别说了,我说行,但是我能听得懂。有一回我和我爸俩人坐这公交车,在上海坐公交车,这一路上就听见,我们俩在说的时候用北京话在交流,这旁边是上海的人,就听见我们俩拿北京话在那儿说话吧,一路上就在挤兑儿,但是他以为我们听不懂吧。然后我和我爸俩人就在那儿乐,因为完全听得懂,而且我爸爸上海话很道地的那种上海话,能说。

所以,其实这两个地方,是我在北京的时候被认为是上海人,但是在上海被认为是北京人,实际上我没有特故乡的一个概念,到底我该属于哪儿?如果非要让我有一个属于的话,我觉得可能是北京。因为实际上这个北京是有一种特别硬的感觉,上海那边多少有点软,而且上海那种软吧,里边儿,我很爱那部分,因为有的时候,现在被移民的那个新的上海,它有一个概念就是说,你可以利用上海被传说的那个世俗的部分,就是比较市侩的部分、比较物质交换那部分,你能利用这个概念。所以你一旦成为上海人,首先你可以学到上海的一些传说中的缺点,而不用用优点。而北京这城市,它是必须你要成为一个,我是北京人,你可能得利用它的某些优点,而不能利用它的缺点,因为它所描述当中的缺点就剩下能说了,但是这能说又未必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缺点。所以,我觉得北京还挺好玩的。而且上海它有一个先天性的不足的地方,在于它很难特别地逗,这个城市。就很难特别逗,特别贫,它里边多少说着说着还是回归到一个认真的,但是北京可以完全不认真,可以做到伤人不伤包袱,就是大家可以一直在一个不认真的语境里面聊下去,而不会产生任何的误会。

何东:你长在北京,如今又在人艺,你以前读过老舍吗?

徐昂:当然,当然读过。小说,然后剧本,都是读过的。而且我就觉得他的语言里边的那个北京,有一次我见到张永和,我不知道您知道这个人吗,一个建筑师,他有一个姨,叫七姨婆,在美国,开了很多家连锁餐厅的一个老太太,我有一次听她说这北京话,我当时就想起老舍这文章来了,软,那北京话不硬,特软,说得特别好听,那个用词之讲究,他就跟我说,当时老太太已经九十了吧,可能九十多了我估计都,在张永和老师他们家,然后呢家宴,我说您这菜做得真好吃,红烧的大虾,我说您的菜做得真好吃。她跟我说她说,不怕做菜,怕酱油。那话说的软的让人觉得特别的温暖,你听那话,你真想回老北京,就感觉不是,京腔后来变成了一种,感觉这话变成了下里巴人说的,但其实不是,它是带着一种很官的味道,软软的,然后又带着一种雍容。当时邹静之说过一句话,说这个表演,怎么来形容表演?当如一个锦衣华服的人端着一碗热油路过闹市。她在说这话的时候,就让我感觉到这个,就感觉又谨慎,她是选词的,那词不是不选的,又谨慎,又雍容,还小心你们的安全的那么一句话,挺棒的!所以我觉得北京话里面有一种味道在里边。

何东:我觉得王朔对北京的语言贡献也很大,(当然)但是和老舍还是不能比。因为你看我的博客你会注意,里面有一种贯通的东西,我爸当时因为也是知识分子,让我看了好多书,我把老版的《骆驼祥子》给看折了,太棒了,你就念也是好书。

徐昂:对,一方面是他的语言,而且另外一方面,我极端地怀疑老舍先生应该是个教徒或者是什么,他可能有一个信仰在,他的那个信仰,当时尤其是建国以后可能不能为外人道的,但是他心里会有一个东西。然后他有一个和大家不大一样的玩意儿在里头。所以他的视角和当时其他人看待这件事的视角不太一样,然后那话又是一个能戳到你肺管子里的话,这时候他就把自己的思想就戳到你的肺管子里了,这你就受不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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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语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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