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张国荣最后时光：饱受抑郁症折磨 不敢看精神医生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野火堆……”一位40多岁的中年男人告诉我，他十四五岁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想唱给一个女孩听却不敢，到40岁时，一天晚上对着两三个好友，一边喝酒，一边唱歌，竟唱到流泪。“你能够感到，心里纠结多年的块垒，一点点得到了释放。”

张国荣去世后，经常给他写词的作者林夕曾写过一篇悼文。“我忽然很内疚，写下了那么多勾引听众眼泪的歌词，究竟对这个世界有什么意义？罗兰-巴特在《恋人絮语》的名句：‘眼泪的存在，是为了证明悲伤不是一场幻觉。’但让我证明了失恋的真实，对听众又有没有帮助？如果发泄真有疗效，我更希望将来可以将功补过，在每首伤感的情歌升华出快乐的力量。这是4月1日后我最大的启悟。”

非要从伤感的情歌中升华出快乐的力量，未免做作。其实，张国荣无论唱歌演戏，之所以打动人，不仅在歌词或角色本身，更是因为你能感觉到他在其中投注了异常真实的感情。从来没有一个演员或者歌手，像他那样义无反顾地将演戏和唱歌视作一个发现自我，甚至自我救赎的媒介，并毫不掩饰地将那个自我展现在众人面前。而我们这些听着他的歌，看着他的戏长大的人，也顺理成章地在他的歌与戏里，寻找自己，发现自己。

记得初中第一节英语课，每个人照例要取一个英文名字。班上三个女生争夺“莫妮卡”一个名字。老师无奈，只能以莫妮卡一号、二号、三号区分了事。莫妮卡一号是个漂亮的“坏女孩”，爱打扮，成绩一塌糊涂。她还有一个外号叫“十三妹”，据说她是当时学校里某“黑社会老大”的第十三个女朋友。和“莫妮卡一号”一样，她很以这个外号为自豪。

我与“莫妮卡一号”有过一段奇特的友谊。我们两家离得近，她家里有很多港台歌星的磁带和过期杂志，我常常以她最喜欢吃的酸梅为代价，换取在她家里听歌与看杂志的特权。她的父母长期在外经商，家里只有一个奶奶照顾，她的叛逆于是像野草一样，渐渐长到无法无天。逃课、抽烟、早恋，我的父母终于不许我再到她家去玩。后来她退了学，从此没有了消息。但我总是记得坐在她家洒满了阳光的阳台上，对牢一台收音机和满地的磁带，看着她手舞足蹈地跟着唱，“Thanks，thanks，thanks，Monica”……

到我上高中的时候，我们那个小镇好像突然富裕起来了，大街小巷几乎人手一台爱娃牌的随身听。我第一次见到我的高中同桌，她正在出神地听随身听里的一首歌，“人间路，快乐少年郎，路里崎岖，崎岖不见阳光……”

我当时觉得这首歌好听得不得了。她很慷慨地让给我一耳朵，我们就这样一直听一直听，不断地反复倒带，几天下来，就听成了好朋友。后来我们一起考到北京的大学，毕业后又一起住了好几年，直到她远嫁法国。

在我们人生最自由美好的10年里，张国荣一直都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最喜欢的电影里总会有他的身影，经常听的音乐里也总会有他的声音，茶余饭后的八卦里，也总有他的新闻。我们看着他从一个过于纠结的、太在乎别人目光的人，到渐渐炉火纯青，越来越无视世俗的眼光。97’演唱会上的那首《我》，大概就是他最真实的独白了。“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天空海阔，要做最坚强的泡沫；我喜欢我，让蔷薇开出一种结果；孤独的沙漠里，一样盛放得赤裸裸……”

这时候，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偶像了。偶像是缺失的投射，他的美好可以填充我们的不完整。但张国荣将他的美与缺憾，他的幸与不幸，他的纠结与挣扎，都那样真诚地摆在世人面前。他不再是一个童话式的人物，而是一个真实的知己，尽管他并不认识我们。

我请身边的一些朋友谈谈张国荣最动人的瞬间。一个师兄告诉我：“张国荣演《霸王别姬》时，一开始没有认出来。后来最觉得有味道的是他烧戏服的一段，尤其是划火柴，火焰从衣服底部燃起，然后转身。后来在同学家看了一张他的现场演出大碟，觉得他的肢体语言很有种魔与魅的力量，特别是他唱歌时候，眼神没有焦点，看着前方。可以说，我现在做老师，常常上大课、演讲，当年是张国荣让我意识到肢体和眼神可能对受众的作用，因此也比较注意。”

也有人喜欢《东成西就》里，宁采臣和聂小倩淫贱无比地在阳光下挥剑比肩，那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再也没有什么黑山老妖，再也没有什么指指点点，他们就那么幸福着，光明磊落。

对我而言，则是第一次离家上大学的那天。当车逐渐驶离家门口，眼看着后视镜里父母、老屋、雨巷、过去18年熟悉的家乡景色一一消失时，我的随身听里一直播着一首张国荣的歌，“曾在远处，白雪封天，孤身旅客，缩起肩……”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首歌的名字叫《全赖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