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某某妈妈的舆论战：口水包围法庭 谣言与真相齐飞

而最近堪称经典且值得推敲的，则是唐慧案。

与邓玉娇案有所不同的是，在唐慧案尚未结束、唐慧本人的形象也正处于最光辉的时刻，舆论对唐慧本人的质疑便已经开始。

但随后，《南方周末》一组题为《唐慧赢了，法治赢了没？》的报道刊发。这组报道即使没有翻转公众对唐慧案的整体认识，但唐慧的形象无疑已经有了极大改变，也使更多人开始反思舆论在唐慧案中所起到的作用。

正如《北京青年报》随后的一篇社评《唐慧案提出的难题要由谁来破解》中所言：“不管《南方周末》的报道还存在多少疑问和瑕疵，但它至少掀起了已经定案的唐慧案的一角，让公众和舆论得以重新审视这桩公案的曲折是非，及自己在其中曾经扮演过的角色和起过的作用。其中尤其应该反思的，或许是当下舆论与司法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及可能给中国法治建设带来的影响。”

有评论认为，舆论的压力首先作用于政治，使权力机关产生若法院判决不顺应舆论的诉求，就可能影响维稳的担心，因而干预司法使其做出顺应舆论的判决，这才是“中国式互动”的本质。

这难免让人想起了药家鑫案。药家鑫“激情杀人”案被媒体报道之后，引发公众舆论的一片“喊杀”之声，尤其是在微博上不断曝出药家为权势之家的消息之后，出于担心药家权势干扰司法的担心，舆论更是以极其激烈的态度，容不得丝毫不同的声音。

犯罪心理学家李玫瑾、青年学者熊培云，都因发表了稍有不同的看法，而被视为公敌而被网民宣判了“死刑”。

但在药家鑫被执行死刑，且其刑前过程被央视披露之后，公众舆论开始有了转变。药家鑫被执行死刑之后，案件诉讼过程的重要推手、众多药家“背景”的披露者、被害人代理律师张显，受到了舆论的强力谴责。这个当初的“草根英雄”一时间变成了“捏造事实、干扰视听的小人”。

这样的逆转耐人寻味：许多人对张显的谴责，在很大程度上不妨看做是对自己当初做法的某种反悔，尽管谁都没说。

可以预见的是，互联网带来了公众对司法过程的围观和意见表达，司法公正受到空前的舆论推动，何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此类“网络关注大案”势必将不断修正和积累全社会的认识。

再回到李某某案上。国际上的主流法律精神是，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惩罚不如对成年人的惩罚严厉，但该案一开始的舆论就对李某某等表现出特殊的严惩愿望。

民众的这种倾向，很大部分是因为李某某的父母是著名歌唱家，父母的特殊身份唤起了一些人对社会不公平的长期积怨，他们朝着李某某案发泄案情之外的情绪。

这也是舆论深度介入一些案件的普遍性特征——人们关注某个个案的原因，除了案情特殊，更因涉官，或者有官二代、富二代卷入其中。这个时候，舆论的介入从一开始就带着鲜明的价值取向，几乎成为声讨，甚至大批判。

记者看到，在人人网“人人爱投票”小组发起的一个有关“如果你是法官，你会判李某某几年徒刑”的投票下，网友们的回复不乏“宫刑”、“凌迟”等这类“杀之而后快”的回答。

有人担心，如果李某某被轻判，人们会认为是某些因素干涉了司法，对司法失望；同样地，如果李某某被重判，大家也可能会认为是舆论影响了司法判决。

“影响判决的因素有很多，舆论是其中之一，作为非审判人员，我们难以判断舆论是否影响司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判决结果。”许身健坦言，在当前情况下，公众舆论对司法是有影响的，“舆论干预司法”还是“舆论使司法更公正”的情况都存在，具体案例也都不鲜见。

但许身健始终坚持，律师之间的对抗自然应该在法庭内。同样，法庭应当是决定官司胜负的唯一所在。他也强调，法院要做到公平公正，超然中立，维护司法公信力，不要出现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丑闻。“在这一点上，司法是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假如有了公正的法庭，律师自可在法庭施展身手。”

“刑法之父”贝卡里亚曾说：“审判应当公开，犯罪的证据应当公开，以便使或许是社会唯一制约手段的舆论能够约束强力和欲望；这样，人民就会说：我们不是奴隶，我们受到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