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鸟朝凤》剧照
著名制片人方励为《百鸟朝凤》下跪之后，《百鸟朝凤》的排片开始上升，周日的全国排片占比攀升至7.3%，而根据“猫眼电影”的票房数据，《百鸟朝凤》周六单日票房876.2万元，远超其前8天的票房总和，总票房目前已超2600万元。
暂且不去讨论这部片子的得失，先来讨论一个很严肃的问题，这部片子的窘境，因为方励的一跪所产生的轰动效应，暂时得以缓解，但下一部类似的电影呢？方励先生为《百鸟朝凤》所做的努力，固然是因为这部电影的质量，却也是因为，这是吴天明先生的遗作，吴天明先生的影响力，决定了这部片子能够获得这样的待遇，正片前，有张艺谋和马丁·斯科塞斯的站台短片，而影片上映后，连一向不问世事的李安，也发布视频表示支持。李安的发言，也说明了吴天明之所以获得这样大范围支持的原因：“没有他就没有第五代导演、没有第五代电影，也就没有现在华语电影的盛况。”
如果再有一部《百鸟朝凤》，出自年轻人之手，能否获得这样的支持呢？能否会产生这样的排片票房双逆袭？我看很难。当一个事物没有复制的可能，仅仅作为孤例出现，正好说明它的窘境是无可挽回的，这不是《百鸟朝凤》的窘境，而是所有类似的文艺片的窘境。
所谓“文艺片”到底是什么呢？争论多年仍然没有结论，有人把所有难懂的电影归为文艺片，有人把票房欠佳的电影归为文艺片，但所有这些定义，都拥有共同的潜台词：它是“商业”的死敌，是小众的酸气的。但我想，所谓文艺片，多数时候，是一种试图研发新的电影语汇，试图融汇新的艺术成就，将人类在心理学哲学等各个领域的最新心得纳入电影表现范畴的电影，而商业片，是在文艺片完成了研发和演练，测试了观众的接受度之后，将这些成果套路化、并进行量产的电影。
《百鸟朝凤》剧照
文艺和商业并不是对立的，如果没有德国表现派和《卡里加里博士的小屋》，黑色电影和后来的恐怖片，恐怕会欠缺一点韵致；如果没有香港“新浪潮”，香港电影可能还沉溺在戏曲传统里不能自拔，在邵氏电影的假花假草假山假水里打来斗去；如果没有欧洲作者电影对人格分裂、梦境的热心探讨，好莱坞2000年后那些复杂叙事的高智商电影，恐怕不会出现，如果没有那些被视为小众的“文艺片”星星之火一样地培育观众，《黑客帝国》和《盗梦空间》可能不会得到这样普遍的理解和热爱。
但中国文化是俗文化，所谓纯文学所谓艺术电影，其实都是舶来品，八十年代，各种文艺流派走马灯一样演练一遍之后，终究水土不服，逐渐销声匿迹。2000年之后，中国文艺向俗文化回归，渐渐失去了对“纯文艺”进行吸纳的兴趣，文艺领域的实验，都被当做是浪费，会遭遇嘲笑，但另一方面，回归却始终没有完成，中国的文学也好电影也罢，于是呈现出一种古怪的面貌，票房被当做临时标准树立起来，而且是唯一的标准。
在这样的万马齐喑中，那些文艺片定位的电影，该怎么办呢？这些年来，我看了许多人们心目中的“文艺片”，例如《二十四成记》、《我们天上见》、《心迷宫》，一边看，一边想，这样的电影，难道不是为大家拍的吗？人们为什么“不认”？不认的另一面，可能是不找，它没能找到认它的人。
《百鸟朝凤》剧照
这是我看《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得到的心得。这部电影作为电影的得与失如何，另说。但这部电影引发的观众情感反应，是我这些年看过的电影里，最步调一致的。好些电影，观众反应落差极大，有人笑有人哭，更多的人无动于衷。《致青春》在这点上是成功的，要笑的时候，全笑了，要难过的时候，全都静默。不只是因为电影本身，而是因为它精打细算地找到了它要找的人，它用赵薇、辛夷坞、李樯、王菲、赵又廷，用北京电影学院96级、黄晓明，用《红日》、《阮玲玉》海报、匡威鞋、BP机，用各种手段，用所有这些人和事蕴含的公约数的汇集，找到了它要找的人。他们都是散居各处的一路人，他们的情感反应，怎么可能不一致？
《二十四成记》、《我们天上见》、《心迷宫》至少引起了我的兴趣，我相信，我这样的人，有一个就有两个，有两个就有两百个，就是得费点功夫，把这些人找出来。
林怀民说：“我知道艺术家不只是为着那掌声与鲜花工作，却不明白艺术不只是技术、形式与结构。艺术工作原来只是将心比心，是人情的往来”。拍电影，也是一份人情往来。那些潜在的观众，用了二十年、三十年，读书、思考、看电影，为不公不义愤懑，这都是一份人情，不把他们找出来，是对这份人情的荒废。
得找，用电影本身的计算，用炒作，去说服资本家，用一切你喜欢和不喜欢的方式。电影不是拍完就完了，“找”，也是电影的一部分。不要推给“不认”，也要反思自己的“不找”。
来吧，来找我们。
（作者/韩松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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