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政治话题剧引进内地 赖声川：尖锐的东西被改成笑话

2012年04月11日 20:48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石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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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功夫从不自由的时候练起

《十三角关系》在喜剧技巧上的圆熟，跟赖声川此前在电视台两年“练剑”不无关系。从1996年到1998年，赖声川曾任600集电视情景喜剧《我们一家都是人》的创意总监、编剧、导演。《我们一家都是人》是“今天演今天”，剧本跟当天新闻紧密相关，演员每天早晨10点开始排练，晚上8点正式表演，电视台直播。

政要的玩笑要经常开。剧组曾到李登辉最爱光顾的餐厅踩点。当时恰逢台海关系紧张，大陆向台湾外海试射导弹并举行两栖登陆作战演习。当晚的《我们一家都是人》就借餐厅女招待的口说，有一个老头带着一群人每天躲在餐厅里写剧本，据说要写18个——李登辉曾经向台湾民众承诺，一旦军演升级，他有十八套应对方案。

1996年圣诞节，《我们一家都是人》为当时台北市市长陈水扁设计了一个桥段：台北市政府门前有一棵巨大的圣诞树，陈水扁突然火大，锯掉树顶，另做一棵小圣诞树。

在赖声川看来，《我们一家都是人》体现了“自由媒体最辉煌的一面”——他作为总导演就是最后的审查者，作品“胡搞、脱裤子、骂街都可以”，但它却把锐利的讽刺变成真正的幽默。而这样的硬功夫是从台湾“媒体不自由”时代练起的。

1985年，表演工作坊的创团作品《那一夜，我们说相声》上演之前，赖声川接到同行严重警告：这样的戏上演，剧团会“不见掉”。赖声川没有理会，“我知道界限在哪里，我也知道，我只迈出去一小步。”

“那一夜”开场是阳明山上的一场同学会。同学们的名字恰好和政经界诸大佬音同字不同。故事的叙述者时而是重庆防空洞里躲警报的人，时而是直隶大地震里走出的提笼架鸟、专看出殡的纨绔子弟，时而是自称徐志摩师兄的假学问家……看起来荒诞不经、毫不相关的历史细节，用比蒙太奇还要自由的方式拼接在一起，种种滑稽的背后是文化失意者的苦闷。

当时戒严令尚未解除，两岸关系仍是禁忌，“那一夜”却以今昔关照的方式，把台湾的故事和大陆的故事紧密交织在一起。也许正因为敢于犯忌使“那一夜”获得了突然而巨大的成功，黄牛党把演出票从新台币150元炒到2000元，仍然供不应求。演出录像的正版盒带当年卖出100万张，盗版不计其数。成功似乎又让犯忌的作品拥有了某种豁免权。

“那一夜”开创了此后多年在“表坊”作品中若隐若现的“文风”——家与国、现世与历史、滑稽和忧伤绵密地编织在一起。在“表坊”的“家国”系列作品中，台湾的故事背后总有或远或近的大陆的影子。“台湾的故事必须跟世界、跟大陆连在一起。今天，荷兰人在我们的生活中没有留下任何东西，可能我偶尔会碰到一个朋友，他的曾祖母是荷兰人。日本人（的东西）留下很多，接着就是1949年。如果我们在20世纪选10个故事，其中一个一定是1949。它是人类的故事。”

1989年9月30日，《这一夜，谁来说相声》上演，李立群、金士杰、陈立华站在非常简单的布景前，诙谐且悲凉地回顾了20世纪中国人的若干次悲欢离合：1949年大迁徙；1950年代到1960年代，戒严和冷战思维笼罩全岛，几乎与此同时，整个大陆变成一间牛棚……结尾处，所有中国人都烂熟的两句诗，被制成一副对联：“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解严之后，审慎行事

解严带来了自由。一夜之间，什么样的表达都被允许。甚至有剧团上演关于警察制度的戏，演完之后，把观众锁在剧场里。表演工作坊不想“玩”这样的东西。

“在我们的认知里，民主是一个很艰难的事情，是需要老百姓付出，而不是坐在那里接受民主的好处。”赖声川对突如其来的自由抱有某种审慎。

解严之后，“立法院”的委员给台湾民众上了民主的第一课：大大小小的政争，往往发展成肢体冲突。曾任“文建会主委”、现任“两厅院艺术总监”的黄碧端当年写过，掐脖子，互扇耳光、远距离泼水，把麦克风折断当锤子，座椅举起来练习“过肩摔”……台湾“国会闹剧”名扬海外，在1989年被日本NHK电视台评选为“世界十大惊奇新闻”。

从那以后，“立法委员”、新闻主播、选举乱象，就成为“表坊”作品经常揶揄的对象。“看到很多人利用民主的概念，只为实现自己并不怎么样的利益，我觉得我们有责任说话。”赖声川说。

1991年，李立群和赖声川联手创作《台湾怪谭》。李立群扮演人格分裂的李发，从政坛大佬开始揶揄，又说自己的朋友“范政治”、“范统”、“范独”三兄弟开一间交通公司，以“利益输送，高来高去”为企业文化，三兄弟经常光顾的“立法院club”，一听就是专供“正人君子泡妞的地方”。因为抢卡拉OK话筒，“立法院club”的客人经常大打出手，导致club里的装潢每三年就要换一次。他从“国饮”XO说到全民戾气，说到所有的工程一起开工，台北变成大工寮，说到当年的国文老师变成了测字先生，地理老师专批风水……两小时的独角戏貌似天马行空，却句句切中当时台湾社会的要害。

李立群点起一根香烟，告诫台下观众：“这个地方不能抽烟，这么严肃的地方……”边说边得意地喷云吐雾，“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揣摩‘特权’是什么滋味！”

赖声川知道，《台湾怪谭》的成功属于时代：“如果在伦敦，那样的作品只能在一个小剧场被很少一部分人看到，在台湾，它却跑到一个主流的位置上。”

1997年，离世纪末还有3年，台湾政坛暗潮汹涌，“台独”意识抬头引发的身份焦虑，却提前把世纪末的仓皇带进表坊的相声剧里。《又一夜，他们说相声》从《歪批三国》一类的流行读物和中学淡化中国历史的举动中汲取“灵感”，这次表坊揶揄的是一代代圣人。

孔门第73贤人“子虚”的后代歪批孔子，暗喻“道之不存，斯文扫地”。老子不是老聃，而是“我老子”、一位戒严时代的蒙冤者。几十年牢狱之灾之后，他以传承中华文化为己任，办了一家社区图书馆，可是“四书五经”、《春秋繁露》根本没人要看，全民追捧各种DIY、旅游指南、色情期刊。董仲舒不是董仲舒，而是一位叫“董重”的叔叔，他把自己公寓之内的弹丸之地经营成一个独立王国……

这么无聊的事情……

对赖声川来说，1999年的《十三角关系》把表演工作坊一以贯之的社会批评传统推向近乎狂想的高点。《十三角关系》之后，社会批评从“表坊”的作品中渐渐淡去，变成“自省”。

2000年，《千禧夜，我们说相声》上演，题材上保留“表坊”作品一贯的大气魄：从庚子之变一直说到世纪末大选。在艺术形式上，它是此前所有“相声之夜”的集大成者，每一个包袱都凝练精粹，意味深长。但如果把戏剧看成“社会论坛”，“千禧夜”并没有提出新的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