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风：台湾电影后浪潮的影像情书

导演柯一正在反核晚会中宣誓台湾导演们将持续反核。

小野与台湾导演们彻夜驻守政府前，为了熬夜喝咖啡提神。

过去在台湾，反核是一个有政党色彩的议题，许多人把“反核”和“支持民进党”划上等号。然而这几年随着兴建中的“核四厂”暴露出各种危机、人民对核安信息的掌握随着网络科技提升、去年311日本福岛核电厂污染造成的警醒，台湾人逐渐不再把“反核”和政党政治连结在一起，开始为了环保和永续家园站出来抗争。然而，这场运动能够从政党斗争转型为平和的运动，台湾导演们纷纷站出来，透过影像和创意方式宣传，是反核议题成功转型的重要因素之一。

去年5月，导演柯一正号召60多位台湾导演和艺文人士到政府前快闪抗争，是这场台湾导演“反核总动员”的重要起点。

柯一正今年67岁。1982年，他和陶德辰、杨德昌、张毅合拍四段式电影《光阴的故事》，该片成为台湾新电影的“揭竿之作”，他也成为台湾的新电影大将。6年前，柯一正罹患癌症，抗癌多年后柯一正暂时恢复健康。无论怎么看，柯一正都应该继续修养生息，然而去年马英九谈到台湾核电政策时，声称“核能政策没有任何人反对”的论调，让一直以来反对核电厂的柯一正非常失望。

柯一正因此找来导演陈玉勋、戴立忍、周美玲、作家骆以军等60多人，冒着被警察逮捕的风险，在台湾政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上，以“快闪”方式穿越车阵，在路中央列队排成大型的“人”字，高喊“我是人、我反核”的口号，宣誓他们反对核电的决心。

原本柯一正都已经做好进警局的心理准备，然而或许是碍于导演的威望，常常对小人物开刀的警察最终放过了这群导演。不仅如此，导演们将反核理念图像化成为“人”字型的创意成功引发网友响应，各地网友群起仿效，跟着拍摄相似的照片或影片上传到“我是人，我反核”的网络页面中。这个过程让柯一正发现，社会运动的推行应该运用创意，并致力于吸引过去不关注社会议题的民众加入。

政府前“快闪”点燃演艺圈反核的火苗后，柯一正持续助燃，导演吴乙峰、王小棣、戴立忍、小野等人也开始协助动员，将原本在不同角落关心社会的台湾导演凝聚在一起，更吸引郑有杰、杨雅喆、郑立明、黄健玮、陈宏一、卓立、余京怀、王育麟、魏德圣、黄元成等导演自费拍摄反核短片，并透过智能型手机开设了一个名叫“小虾米”的讨论组，随时透过群组讨论反核运动的创意和策略，自栩以“小虾米”之姿，对抗核电厂这只危险的“大鲸鱼”。

这波动员在今年台湾的“309废核大游行”时达到最高点。近百位电影人和10万多位民众走上台北街头。游行过后，电影人在政府前举办的反核晚会上进行大合唱，由小野和柯一正代表宣誓台湾电影人将透过拍摄短片、下乡宣传等方式进行长期抗战，直到核电完全退出台湾为止。晚会结束后，电影人们就地搭起“电影人帐篷区”，彻夜在政府前演讲、播放短片、制作装置艺术、商讨后续的抗争计划，驻守到10日清晨，并再度在凯道上排出一个大大的“人”字，高呼“我是人，我反核”。

这次参与排字的人数超过三千多人，和去年的快闪行动相比，整整多出了50倍。

反核运动传承金马荣光

309反核守夜当晚，今年62岁，已经当祖父的小野放下手中为了熬夜而喝的咖啡，接受记者采访。小野说，反核这条路他已经走了20多年，1984年他以《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获得第23届金马奖最佳原著剧本奖时，就曾利用领奖上台致词的机会，宣扬反核的立场。

小野说自己之所以坚决反核，是因为以前曾经学分子生物，很清楚过度使用核能会带来哪些危险，特别是核废料的衰退期非常长，将祸害后代子孙。他说：“20几年前我有两个孩子，现在我有了孙子。我觉得很讽刺，我的孙子都出生了，但核电厂的问题却还在。”

将金马荣光让位给环保价值的意识隐隐在电影圈传承着。去年金马奖，导演杨雅喆带领《女朋友。男朋友》剧组走星光大道时，和演员桂纶镁、张孝全、凤小岳、张书豪全都在身上贴反核贴纸，《逆光飞翔》导演张荣吉等人也紧接着以同样的方式，透过华语地区能见度最高的电影颁奖典礼，将反核意识传递给全世界华人。

谈起这一代年轻导演群起反核，小野认为90年代台湾电影遭遇整整10年的低迷，愿意留在这个圈子里的，都是特别有良心和社会意识的电影人，加上柯一正、杨德昌、侯孝贤、吴念真等这群战后出生的导演在80年代产生觉醒，透过新电影对社会做出批判，当时的精神和人才仍在电影圈中延续，使得这一代新导演对社会的关怀与动能甚至超越80年代的导演。小野称赞这群新导演对反核运动义无反顾地付出，一个个自掏腰包拍摄短片，至今累积了十多部作品，甚至影响艺人出面表态，成功促成反核运动“主流化”，让他非常感动。

小野的话才说完，身后的“电影人帐篷”再次响起掌声，郑有杰、许肇任等导演陆续在局促的小帐篷内发表激昂的反核演说，导演王小棣从拍片现场赶来声援，戴立忍正策划邀请现场民众入镜拍摄“哈林摇”反核短片，并准备联机正在南部拍戏、心系反核运动的的魏德圣和马志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