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李少红谈电影审查:30年一直在进步,除了原则
《红西服》虽然是主旋律但仍然遭到删减
【回顾:李少红电影与审查】
经历“夹缝中求生存”的审查遭遇,有时候会逼出好东西
凤凰娱乐:伊朗的电影审查非常严格,但是伊朗电影质量高,得了不少奖,您觉得这样的情况有可能发生在中国吗?
李少红:咱们已经都发生过了。
凤凰娱乐:90年代是吗?
李少红:对。90年代是一个中国电影新浪潮的时代。
凤凰娱乐:是的,您也是其中之一,您个人有被审查限制创作的时候吗?
李少红:都有,这30年来谁没有?很多人包括我的片子都被毙过,但就是经历了这个过程之后,你会更了解中国电影,了解这种“夹缝中求生存”的境遇,甚至有时候还会逼出好东西来。我们得想得比别人更多,要更有表现力,内涵要更深更清晰。
首次接触电影局:《血色清晨》上映后被“追毙”
李少红:一开始心里特别别扭,我的《血色清晨》那时候都已经全国发行了,拷贝都出去了,都已经上演了,结果是“追毙”的,生生把拷贝又给追回来了。
那时候我不理解,比较轴,也年轻,就天天站在电影局门口,在冬天的风里站着,我就觉得得告诉我为什么。人都不理我,也不知道我是谁,有一天风特别大,他们给我开门了,说李少红你别在外头站着了,那么冷,你有什么话进来说吧,我当时眼泪就下来了,我说我真的不懂,我犯了什么错误,有没有文字的东西给我看看。
凤凰娱乐:就始终没有解释?
李少红:对,他们就说,你不要在这块等,等也没有用。那时候我们个人也不知道中间惹了那么大的风波。
但是我也非常感谢这种过程,让我跟电影局有了更多的接触,因为他们本身都是领导层,一般来讲我们接触不到那个层面,你想我们是在北影厂的导演室,就像是一个生产车间一样,你通过北影厂,才能到电影局。你要不是被毙了,我还不知道那个门在哪呢。
但是你接触多了你就知道,你突然从一个小我,从自己的一部电影中看到了所有的电影创作者都跟你一样,都挺不容易的,就这样就跟他们交上朋友了。我就跑去找局长聊,我到底有什么问题,这样他们也了解了我们这些创作人员。这是体制问题,不是个人的问题,但是那个时候比现在更严格。
风向变化:《银蛇谋杀案》从卖座片到“反面教材”
李少红:像1988年《银蛇谋杀案》,刚刚上的时候,风向是要市场化,给你一个剧本,你要拍就拍这个,你要不拍的话,你要拍的东西肯定不让拍,我愁死了,抱着伟大的电影梦想,想到人家张艺谋都已经拍《一个和八个》了,陈凯歌都拍了《黄土地》了。你说让我拍《银蛇谋杀案》,拍一个侦破片,那心里堵得慌。
我去找田壮壮,他让我也别想太多,“先让人家觉得你能拍电影,然后你再拍自己想拍的”。于是我拍了,卖得也特好,那时候不是分票房,那时候是发拷贝,《银蛇》是那一年北影厂最卖座、拷贝发行量最大的两部片子之一。
我心里刚觉得美,结果到年底,才八个月风向就转了,这个戏被拿到全国电影工作会议上去批判,被视为“反面教材”,然后《大众电影》举报了里面18处凶残镜头。其实它是根据大的政策的变化在变,所以你想通这点,对电影局的审查也确实有了理解。在大的改革背景下,最后的方向往哪走,是有很多变化的。
意外:《红粉》题材敏感却一刀未剪
李少红:到1995年的时候,电影界开始“分票房”。我们特有幸,《红粉》是第一个分票房的国产影片,从柏林拿奖回来以后,国内就放映了,成绩还特别好,当年就是等于开门红,两千八百万的票房。
凤凰娱乐:那好高了。
李少红:而且我们的成本低,性价比高,才四、五百万就拍完了,那简直都是乐疯了。
《红粉》当时审查的时候,是把审查组都拉到北影来看的,因为觉得这个片子特敏感,有改造妓女的情节。审查组的人从来没有到过那么齐,两个面包车给拉过来的。
凤凰娱乐:这些人都是审查的领导吗?
李少红:我才知道当时审查小组有27个人,他们告诉我说,这27个人都揣着盒子枪来的,来就是为了“毙你”的。看完电影之后,他们就在旁边那个会议室,背靠背讨论,导演不许参加,我这心几个小时一直在嗓子里待着,要多纠结有多纠结,之前就给我递了话,你做好思想准备,只要一个人反对就不行了,我当时一下子差点把心脏吐出来。
凤凰娱乐:他们都是多大年纪的人?
李少红:那个时候一般都偏大,不会有年轻人的,有文联的、公安的、全部总工会各个部委的(根据不同题材)、民政局的,都有一些代表来。没想到的是,这样一个片子没毙,而且一刀未剪,没意见,太绝了,也是挺有意思的。审查的人看完,都感动得要死,评价很高。我就觉得天上掉馅饼了,所以审查也不是说很绝对的。
荒唐:主旋律《红西服》遭改名删减
李少红:说句实话,我的电影里,恰恰是主旋律的那部《红西服》被剪了,连名都换了,这是我特别意外的一次经历。
凤凰娱乐:为什么呢?
李少红:我那个片名原来叫《幸福大街》,讲的是下岗的故事,电影的结局是大家自食其力重新找到了社会定位。当时全国总工会跟民政部的人来看,也说,导演你太好了,我们正想找这样的作品,能够给下岗工人看,让他们有信心生活。
但审查的时候告诉我不行,说这是“幸福大街不幸福”,非要让我改,当时觉得好痛苦,我觉得拍其他的戏也没改过,恰恰就是主旋律的这部,明明是非常切题的。最后电影局集体给我改的片名,叫《红西服》。
另外,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情节,王学圻他们下岗了以后,在一个小酒店里面喝酒,跟旁边一帮小混混在PK唱歌,小混混唱流行歌,下岗工人就唱《工人阶级有力量》,抢来抢去地唱。其实那场戏特别好,但是他们非要让我把这个歌给剪掉,当时我真的非常不情愿,特愤怒,从那年开始我就不拍电影了。但是好在最后这部电影得了华表奖,算是给我们一个肯定。
像这样的荒唐事肯定有,悲壮的事情也有,各种都有。
【畅想:市场化的中国电影未来趋势】
类型不断丰富,促使创作者、院线、评奖走向多样化
凤凰娱乐:韩国出了电影分级制度之后,崛起的速度非常快,假如有一天中国电影真的可以放开了,会出现这样的高潮吗?
李少红:现在市场化了之后,电影的类型急剧地变化,像今年导演协会评选的时候,我们感到特别难评,因为类型化差距太大,你把《1942》跟《泰囧》,或是跟《万箭穿心》放到一块,都觉得类型区别很大,不好评,它可能在某一类里面是优秀的,但是只代表这一个类型。
其实这也告诉我们,未来电影市场类型化的趋势和商业电影产品多样化的趋势是越来越强了,在这个前提下,其实创作者们对于配合类型级别的划分,肯定会有所要求。包括院线都会有慢慢的变化。
比如,现在有百老汇当代moma的艺术影院,做得非常成功,有一定的固定观众群,它就已经开始开分店,慢慢形成一个艺术院线,艺术片就可以被消化。法国就分得非常清楚,它的好莱坞院线完全放美国的商业类型片,它甚至把原声和配音都分得很清楚,有的院线只放原声的,有的院线只放配音的。我认为这一定是市场化必然的趋势。
类型分了以后,其实大家都好过,你就不会用美国大片的票房标准去要求《万箭穿心》。评奖也会逐渐按类型划分,实际上也是一个市场化必然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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