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专访王全安：为《白鹿原》上映做了最大妥协

2012年02月18日 08:24
来源：凤凰网娱乐 作者：窦黎黎 吕若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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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原》要告诉世界中国人何以成为如今的样子

凤凰网娱乐：您在电影《白鹿原》的宣传册卷首语写道“拍电影很难，尤其在中国”，这个片子从筹备到完成到现在柏林，也经历了风风雨雨，是什么支持你一直走到现在，最终让电影和观众见面了？

王全安：在归纳这部电影什么让我印象最深的时候，我总结了一个“难”字。这个“难”字在这个作品中特别明显，有多重含义。首先作为导演来讲，这个电影很难拍，因为小说盛名之下，在世界范围之内改编民族电影成功的例子也比较少，这么大的篇幅让它合理地归纳到电影里面来，让电影和它洋洋洒洒的文字所匹配，还能成为一部特点和独立的作品，这对导演的手艺是一大考验，这是除了环境之外的困难，很多导演也都被吓住了；

环境上的困难在于，这部小说从诞生之初也都颇受争议，甚至一度成为禁书，实际上它也是突破了环境的禁忌。我个人理解，这部小说是新中国几十年以来最重要的小说之一，原因是它刻画了一种最中国典型意义上以白嘉轩为代表的“乡绅”的形象，他身上承载了最东方的价值道德伦理的完整人物，他讲的比较清楚，我们怎样看待土地，我们要怎么做人，我们怎样看待这个世界，我们怎样看待繁衍，几千年来都是这样。

电影也是从这儿开始的，从清末中国几千年不变的东方帝制崩塌以后，其实是遭遇了外来的打击，被击垮以后不是建立了西方的共和体制，中国人在精神上陷入了一种困境、迷茫、愤怒、反抗，变得很不稳定。我们曾经用极端的精神解决所有问题，那样行不通之后，现在摆动到极端的物质。但是我们依然痛苦，毕竟我们还有自己的情感，我们会思考自己如何面对生死、面对这个世界，而我们失去了自己的解释，所以我们依然困苦。

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认为这个电影特别有必要拍。它可能是第一部电影，把中国人原来是什么样子，遭遇了一些什么事情，我们都经历了什么过程，由此我们才可以了解到为什么我们会是现在这个样子。这个很有意义，我也是第一次在拍电影的时候，这不光是我个人的表达，是整个人群需要的梳理，需要有人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也就特别能坚持，无论遭遇怎样的困境。当你有了这种条件和能力，你就有了这种责任，应该去做这个事。好像这个电影遇到的困难是我拍三四个电影遇到的总和。

在拍完之后一直未面世，我能理解，因为本身这个电影太受关注，所以大家都对它战战兢兢的，不知道它会引发怎样的一种反应，这种疑虑和战战兢兢我能理解。它是一个自我表达，我们的语境可能依然停留在比较弱的经济语境中。其实这个国家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应该说是世界经济第二的一个国体，随之而来的语境的状态没有经济发展的这么迅速，我们还不是特别自信，对表达自己还要看别人的反应。从这点上 ，《白鹿原》的完成是一种主动，这种主动是我要系统的告诉你，把这个电影拿到世界上，告诉大家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曾经是什么样的人，我们经过了什么样的变化，这一点是世界需要了解的。而且这种讲述我们越符合真实、越磊落、越自信越好，告诉别人真实的我们，这个很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