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专访王全安:为《白鹿原》上映做了最大妥协
中国电影环境总的来说是在困难中前进
凤凰网娱乐:电影会受意识形态的干扰会较大,当我们回顾过去十年的国产大片时,很少有一个这样展现历史中人物命运的电影,你认为这是不是中国电影难出好作品的原因?
王全安:不管从哪个角度,中国的电影发展到现在,即使不是在文化角度而是从商业的角度来谈,与中国电影的审查制度确实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冲突和矛盾。
《白鹿原》一亿多的投资,从制片人的角度讲它必须是一个商业行为,他的钱都是从银行贷款的。然而之前它是得到了拍摄批准,有了一个营业执照,最后因为一个不是特别明确的原因,长达七个多月不给一个明确的不通过的原因,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假如有一个具体的原因,说这个不合适、不可以,但是也没有这种说法。
《白鹿原》的制片人就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这是我最内疚的地方。他每天的利息都在三万人民币左右,就一直这么耗着。所以最后我能够接受这样的一种妥协。如果仅仅是我个人的话,可能柏林我就不来了,因为这个作品已经不是我认为能够达到最自信的参赛标准。为什么我最后能够接受,从个人来讲很大程度是对于制片人的内疚。因为不管我们要表现导演意图或者文化意味,你都不足以让一个制片人或者一个朋友成为这样的境地,它到最后可能是一个法律问题。从这点上讲,我作为导演在作品上的那种痛,就不足以来抵消对朋友的内疚。所以之所以《白鹿原》在这种情况下,我还能跟着一起来柏林,这可能是最主要的原因。
凤凰网娱乐:在这样的情景之下,你认为审查的环境有没有希望改观?
王全安:当然是令人烦恼和不尽人意的,但是哪儿也都有类似的问题,在好莱坞也要面对制片人的,这个我也能够理解,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作为中国电影环境总的来说是在困难中前进,因为它必须跟整个社会的发展是一致的。然而体制的速度是比商业的速度要慢,是后滞一步的。
从《白鹿原》一直没有拍成,到现在能够呈现出来,已经是一种进步,是一种变化。这种事情我希望它能够越来越自信、越来越包容,这是一个趋势。我对未来的环境我一点不悲观,因为至少中国电影在转向工业和商业的时候,审查的完善和清晰化一个必然要面临和推进的问题。《白鹿原》在这个节点上,它以这样一个长度最后在柏林电影节,这就是在这个时刻,我们整体环境能够做到的最大水准了。它就是我们的水平,我们的宽容,我们的挣扎所带来的时代的记录。
相关专题: 62届柏林电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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