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汀：我的生命A面是邵氏功夫片 B面是意大利西部片

昆汀与蒂姆-罗斯

5月12日，也就是本周，一个月之前因为不名原因而突然遭到全面禁映的昆汀-塔伦蒂诺电影《被解救的姜戈》（以下简称《姜戈》），将重新在内地上映。影迷们戏谑地将这一时间称为“姜戈的复活”。

《姜戈》的导演昆汀，很多中国的影迷在形容他的时候，总喜欢说是“鬼才导演”，并解释这个“鬼才”的意思是“鬼才知道他在想什么”。事实上通过昆汀的成长、成名经历，对他影响最深的东西以及这些年来他最喜欢用的那些演员、拍过的具有强烈风格的电影，其实也不难琢磨出他在想什么。虽然他的影片是第一次在中国的大银幕上映，但是中国观众对这位有着浓厚港片情结的导演并不陌生。在《姜戈》即将上映之际，时光网就推出了“昆汀寻路中国”的专题，详细阐述了这位今年刚刚好50岁的好莱坞鬼才导演与中国的不解之缘。

昆汀与成长从音像店的营业员到电影大师

用国内流行的话来说，昆汀是真正的“草根英雄”。但在草根出身的导演之中，他算是大师级别的人物，金棕榈和奥斯卡都已经纳入囊中。昆汀1963年生于美国田纳西州，父母都是电影爱好者。昆汀的母亲很早就带着他改嫁，继父是音乐人，对昆汀的艺术品位影响很大。1984年中学肄业之后，昆汀来到曼哈顿的一家著名音像店打工谋生，整天观摩各种影片。就这样，昆汀逐渐领会并掌握了众多电影知识和技法。同时，他在演艺学校内学习表演，并开始剧本创作。

“其实我每部戏都是这儿抄点，那儿抄点，然后把它们混在一起。如果不喜欢的话，观众大可不看，我就是到处抄袭桥段的人。伟大的艺术家总要偷桥段，是偷，不是什么TM的致敬。”这就是昆汀自己总结的拍片技巧。

作为非科班出身的导演，昆汀的拍摄技巧几乎完全出于自学，这同他在音像店的大量观影密不可分。昆汀非常喜欢塞尔吉奥-莱昂内意大利式的西部片，还有香港邵氏年代的功夫片，李小龙、刘家良、张彻都是他青年时代的偶像。昆汀还对日本的武士片颇有兴趣。除此之外，他本人也承认戈达尔的新浪潮电影、梅尔维尔的黑色帮派电影、吴宇森的动作片等都对他的创作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在他的作品中，风格化的暴力场面无处不在。尽管很多影片都曾涉及暴力问题，但没有哪个导演像昆汀一样沉迷于此。昆汀的暴力美学秉承了《发条橘子》中的戏谑和仪式化以及《出租汽车司机》中的真实和残酷，并在此基础上赋予新的内涵，产生了自己独一无二的特质。于是，昆汀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引领了电影暴力美学的潮流。

昆汀与中国把北京形容为“全世界的狂欢之都”

在犹豫了两三次之后，昆汀-塔伦蒂诺最终取消了《被解救的姜戈》中国宣传行程。这对中国影迷来说是个遗憾，但事后看来对昆汀本人来说倒是不坏——影片上映首日被禁，要是他在中国这也未免太尴尬了。

1995年10月，“圣丹斯影展”来华交流，《低俗小说》在北京世纪剧院进行放映，昆汀-塔伦蒂诺第一次到北京，一下飞机他就遇到了自己的粉丝。当时曾执导《我的美女老板》的女导演李虹正在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读大二，10月的一个周五，她和几个同学准备找个小饭馆吃饭，不料竟和刚下飞机不久的昆汀撞上。在犹豫了几秒后，李虹和同学们主动走上去自我介绍。昆汀当时的表情相当惊讶，几位同学邀请他去电影学院交流，昆汀当时就爽快答应。之后昆汀果然兑现了承诺，他在几个北京的出租房内和十几个电影学院的同学一起喝二锅头，因为最后大家都喝得烂醉，不得不取消带昆汀骑自行车游胡同的计划。

2002年，昆汀计划拍摄《杀死比尔》，将香港功夫片及日本剑术片、意大利西部片杂糅在一起。为此，他再次来到北京和宁夏为影片取景。那次昆汀在北京呆了有76天，不仅在剧组玩得high，还会到夜店泡吧。昆汀2003年接受《花花公子》采访时也提到，在中国过得开心极了，更把北京的夜生活夸上了天，说北京是“现在全世界的狂欢之都”。杀青后跟着剧组回美国的陈虎回忆，昆汀买回了好几车的中国古董家具，外加一大堆DVD影碟。

“如果我的生命有两面，那么一面就是70年代的邵氏功夫片，另一面则是意大利西部片。”昆汀曾经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