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小刚将面临的春晚折磨：看不见的领导 看不见的手

春晚大联欢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

可以无聊，但不能出错

求稳、求妥、谨慎前行，成了从导演到各部门的共识。面对社会上“春晚革新”的呼声，很多导演也想过另辟蹊径。孟欣试想过用老太太和孙女期盼家人回来的场景安静开场，郎昆曾想在春晚的高潮部分引入交响乐，这些今天看起来并不太出格的设想，却都在提交讨论阶段就告夭折。

到目前为止，近年春晚创新力度最大的还是舞美。依靠LED大幕、3D画面等技术，春晚的炫目程度日益升级，但华丽的包装下，却难掩节目的空洞。

做过四届春晚总策划的石林指出：“苦恼还是寻找交叉点，要撇开审视是不可能的。不出错与稳妥，是一直的要求。这就需要找准分寸，找不到那个点儿就躲。这样一来，更多的心思花在置境上，形式大于内容，这东西越大，那里面的瓤就越干、越小。”

像最初两届春晚那样生活化的场景和即兴的表演—演员演完了就跑到台下嗑瓜子，刘晓庆在念完电报之后自作主张地加上独白“想念爸爸妈妈”，在但求无过的“后春晚”信条下已是痴人说梦。学者朱大可曾说，对于中国人，春晚是一根典型的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更可悲的是，连春晚现场的笑声都要由导演们来设计了。

据报道，郎昆、甲丁等人都曾经亲自担当“领头吆喝人”。媒体调查称，春晚的第一个领掌员，其实是著名相声演员赵炎。

1984年春晚，马季说的是单口相声《宇宙牌香烟》。晚会开始前，赵炎问导演黄一鹤，自己除了表演相声小段《春联》之外，还能干点啥。黄一鹤于是给了他一个“拉拉队队长”的任务，带领大家热烈鼓掌。当年他恐怕想象不到，此后连导演自己也要加入到这个离奇的队伍中吧？

条子太多，只能让歌手“大联唱”

“有硬关系就能上春晚”在坊间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今年年初，2001年春晚导演王冼平痛陈“条子”之害，这是第一次由导演亲自戳穿“皇帝的新装”。

那年，王冼平一共收到43张“条子”，其中以歌手居多。她一开始没有示弱。把所有的“条子歌手”叫到一个房间开会，直言“你们要靠作品说话”。没想到最后，还是没拼过这些人背后的关系。

“最硬的那张条子是个演唱水平无法恭维的女歌手，要求在12点独唱。她的母亲打电话说：‘知道你领导的领导是谁吗？’”王冼平没有对记者说出那位歌手到底是谁，只是披露最终该女歌手在重要时段唱了男女二重唱。

究竟是谁，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袁德旺说：“很多人一年什么节目都可以不上，但一定要上春晚。因此就有可能发生潜规则，行贿、送礼、找领导、找关系，有利于他能上春晚的人，都会送。没有关系开始搭关系，只要是能上就行。”

只有部分“关系户”的作品会被台领导否决掉。导演既要跟领导沟通，又不能讲得太明白。这样来来回回打“哑谜”，有时到最后不得不直接给台长打电话才能解决。

“关系户”太多，晚会装不下，“大联唱”便成了导演们无奈的妥协之举。袁德旺把这种工作比喻成“编筐”：选定一首歌让关系演员唱，来一个人便往“筐”里装。装得多了，独唱变二重唱，再变小合唱，多人联唱也就这么出来了。即便身为一台之长，杨伟光也没法取消这种节目编排：“拿不掉，因为有人积极推荐，需要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