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实录：“凤凰大影响”之好莱坞大片进军中国20年

刘仪伟：子非鱼，焉知鱼之乐。我们回到大片对中国的影响，当大片进入中国一段时间以后，其实好莱坞的很多资金也发现在中国的电影，在本土市场上是能够完成很多回收的，于是出现了很多好莱坞的资金进入中国的电影，像《卧虎藏龙》、《功夫》。结果我们后来发现，这样的投入和合作越来越少了，所以请教一下周女士，是因为我们不好合作呢？还是因为我们没有人才呢？还是什么呢？为什么这种合作少了呢？

高群书：美国没钱了，中国钱多了。

周理贤：这也是一个原因。因为我们当然自己公司内部的问题。

刘仪伟：你们好像几大公司内部都有问题？

周理贤：总是有问题的。当然了，我们那时候停了一些时候，可是现在又开始在制作。

滕华涛：别人特别奇怪地问我，最近是怎么了？好像最近见到的所有大公司的人，都问哪些好莱坞的电影，中国公司能投资？他们都在四处找，哪些中国电影，我们能投资？现在是反着的。

钟丽芳：我觉得好莱坞跟国内的投资是这样的，早期的时候分成两种，一种到国内来更多的是找项目，比如说找我们，因为我们小马奔腾有十几个好的编剧、导演。他们来，就是我们能不能参与你们这个导演或者那个编剧的项目？实际上这些人大多数都是看上我们的创作能力。过来找钱的，大多是独立制片人，或者小一点的独立制片公司，他们手上拿着所谓的项目，在整个中国市场忽悠，可能一年不行、两年不行，肯定能从中国市场上忽悠到钱。当然也有一些是不错的项目，但的确很少，十个里面有一两个是这样的。中国现在大多数出去是找项目，我们市场上最不缺的就是钱，任何项目没有缺过钱。最缺最缺的，不管是好莱坞还是中国，都是好的题材、好的项目。所以作为我们这样的影视公司，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能创作出好的项目吗？

刘仪伟：现在好的项目，大家也开始向好莱坞去引进人才，刚才说人才不够，可是现在好多电影，除了导演、演员以外，我们就要找一个海外团队，冯小刚、徐克都找海外团队。我们现在开始，我们有钱，我们有中国的文化，我们有想法，于是找一帮国际团队来帮我完成，这事就了了。但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看到一个成功的例子。

周理贤：我补充一下，因为我们的公司，我们在世界上都发行，在全世界发行。可是中国片子怎么样呢？只有少数的中国片，能够在世界上发行，大部分都是在中南亚有一点票房，以后就没有，很少很少。所以这对我们也是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是要在全世界发行。

刘仪伟：可以只投在中国发行。

周理贤：可以，我们以前只是想要在世界上，现在觉得中国市场足够大，所以现在又想来这里。

钟丽芳：很多人找国外的团队，在我看来，他们是特别盲目，他们对好莱坞的市场并不熟悉，谁一来告诉他，这个很牛逼就用了。有些他们用之前，我说一定失败，因为他本身在那儿就做不好，为什么到中国来就做得好呢？

高群书：在李安那儿干过道具，来就说李安团队的。三年前就有一个论坛，合拍片为什么不成功？实际上我觉得到现在也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实际上是中国文化和域外文化的差异太大。中国人现在也不了解中国文化到底是什么，你要想让一个美国人或者德国人，或者南美的人了解，怎么可能？差异太大。没法融合，关于对人、对体制，对成长的认知，都差异非常大。包括我们对电影的理解，差得特别多，中国电影做规律的特别少，做黑马的多。

钟丽芳：还有一个国内要求，比如合资片，你的主创需要有多少必须是国内的，有限制要求。

刘仪伟：人家美国也有，我们要到那儿工作，人家也不让。这两年还好，票房上大概是平分秋色，过两年开放得越来越厉害以后，我们还能不能在票房上和好莱坞电影平分秋色，这个很难讲。我们作为中国的电影人，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够维持这个平分秋色的程度？

高群书：这得问电影局领导。

刘仪伟：谁回答得好，谁就当电影局领导。

高群书：方总，或者钟女士，他俩都有希望。

方励：我当不了电影局领导。所有的美国电影都进来，未必能够持续多长时间，大家都有倒胃口的时候。我觉得好莱坞的产业、体系、技术、管理都应该学习，而且都应该引入。我一定做中国电影，因为目的是到中国来赚钱，我管它什么内容，什么好卖，我卖什么。我把可看性，我把音效、音乐，加上中国的故事内容，因为中国毕竟有五千年的历史。美国就那么几段灿烂，西部拓荒、二战，然后几次悲痛。

刘仪伟：人家都拍未来，未来好几千年都拍了。

方励：可是未来恰恰就是因为没有故事讲了，乱七八糟讲这些科幻，实在没辙了。中国几千年，尤其近代几百年经过了这么多喜怒哀乐，有的是故事可以讲。

高群书：电视剧怎么办？

方励：我的感觉，真的是没有必要，没有必要感觉压抑、紧张，谁来都行。

刘仪伟：有两种思路，吕克贝松跟我讲过，你看好莱坞市场，跟中国一样，一半都是大片，另外50%的市场就是像他那种喜剧电影，他说这一半也是这样。在中国市场也是一样，一半是好莱坞大片，另外一半不一定要做那么大，就做成中国人爱看的《33天》也好，这是一种思路。还有我们也拍《蜘蛛侠》，我们给高导穿一身蜘蛛衣服，让他飞。

滕华涛：其实我也觉得那个问题，我自己觉得是不是也没有问到纠结，至少不是任何的一个行业都需要不断地持续往上走，是可以允许有一些波动。可能明年稍微掉下来一点，不是世界末日。

刘仪伟：你不是电影局领导。

滕华涛：我肯定不是，当然那是领导们考虑的事。确实从刚才方老师说的问题，中国电影在另外的层面上，除技术层面之外，是有天花板的，有目前体制下的一个瓶颈，那个瓶颈是突破不了的。突破不了的时候一定没有，因为我们面对的竞争是全球的，尤其是好莱坞竞争的时候，到那个创作，是技术方面解决不了的。

刘仪伟：这是我们创作一个最大的问题，我们可以开放34部电影，可是美国电影可以把红场给炸了，总统可以是坏人，洛杉矶可以塌陷，香港都能把中环给搞掉了。

高群书：又是一个怪圈。我们应该学习韩国和日本，尤其是韩国，韩国是把好莱坞的规律和本土文化结合最好的，形成了一个既有大片又有各种类型的喜剧片，这是韩国人的特点，活蹦乱跳。日本人、韩国人这几年，全年的票房冠军全是本土的。日本有一个家庭片，比如六十年代东京火车站，用3D来拍，在中国有可能吗？实际上还是观念的问题，就是把类型做足，各个层次都有。把共鸣和想象力这块做好了，有好的外援技术，完全做大片也没问题。中国人干什么？什么都干。

周理贤：故事很重要，有了好的故事，然后你讲得好这个故事，就算国产片，或者在中国上映，或者在国外上映，都可以，故事才是最重要的。

刘仪伟：但我们的故事有个天花板，现在很多电影没有新闻好看。

高群书：又说这个问题，没有现实好看，永远编不过现实。为什么伊朗的电影能比较好？

刘仪伟：但伊朗电影是凤毛麟角。

高群书：就说韩国电影，虽然没有审查的问题，《恐怖直播》，几个小孩一间屋，一间演播室，怎么能拍这么好？中国有这样牛逼的编剧吗？有这样牛逼的导演吗？没有。整体观念不一样。

刘仪伟：除了好编剧、好导演之外，其实我们还缺的是好的制片，最后还是归结到你们好老板、好制片的问题，你们如果做好了，我们就好点了。

方励：对这个问题，肯定是全行业都需要思考的。

刘仪伟：这是一个循环问题。

方励：最需要思考的是在国家层面，电影到底是什么产业？如果我们认为电影未来是个产业，而不是简单地去保护，而是刺激它、鼓励它，首先电影局就应该离开中宣部的管辖，应该进入国务院。如果我们还认为电影是宣传工具，我们还停留在三十年代，斯大林和纳粹的年代。

刘仪伟：三十年代，中国电影还真不是宣传，跟好莱坞是同步的，完全同步，化妆、服装、道具、灯光、题材。

高群书：包括开始的红色电影《小兵张嘎》很好看。

方励：真正打开，让中国电影受点冲击，没准儿能引起一些关注，能够给电影产业松绑。但这是两说，我们明天松绑了，我们的团队是否就能做出这样高质量的电影来？这也是需要思考的。由于两头都受到约束，所以我们今天面临的局面，缺乏人才、缺乏好的故事、缺乏好的电影。同时光靠保护，最后温室里面，做不出好的。

刘仪伟：得了便宜卖乖。

高群书：你得感谢政府给了你这样的机会。

方励：但是我们回过头来讲，中国电影产业今天的现状，实际上对我们年轻的导演、年轻的编剧，真的是一个机会。在欧洲和美国，这种独立制片的中小成本，是没有可能进到主流市场的，因为门槛太高了，根本没可能。中国今天是个乱局，是民国初年的乱局。《失恋33天》能创造那么高的票房奇迹，在欧美根本想都不敢想。

高群书：《失恋33天》还是规律性的，实际上《失恋33天》和《泰囧》都是规律，制作还是有规律的。

刘仪伟：我同意，我们做《泰囧》是严格按照类型片走的。

滕华涛：最近几周也是把《明日边缘》打败的票房冠军，也是一个小成本的电影。

方励：因为中国电影的院线，现在的排片规律也好，细分也好，没有到这个程度，其实是一个机遇。如果我们观众习惯了，到电影院选择各种各样的，院线能看到有上座率，能接受小成本的电影，其实这是历史机遇。

高群书：这是整个体制、政府，整体改变，我们都没有这么大的力。包括美国、韩国、日本，都有特别成功的案例，也是类型片的成功。中国电影，我觉得两点：第一创作从八十年代的美国电影开始，现在想走得太快，基本训练没有达到就开始干大的了。从制作上，从整个产业上，我觉得学习韩国。因为《失恋33天》、《泰囧》不需要太大的成本，不是靠特效，最关键是立足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