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修复现况调查：公益性放映的尴尬与阻碍

放映成本回收渠道——

“阮玲玉”票价堪比《阿凡达》，120块一张仍不赚钱？

2010年底，百老汇电影中心曾举办“阮玲玉电影回顾展”，其最后一场《神女》与《阮玲玉》修复版的票价为120元，这让许多影迷望而却步。为什么放映老电影的票价与当年《阿凡达》（Avatar）的票价差不多呢？除了资料馆6000元的拷贝出馆费以外，酒会及现场乐队的演出费用都需要平摊到每张票上，票价自然无法低廉。  

对此，资料馆技术部的副主任左英有自己的一套见解。他认为此类展映活动根本就不应该依靠票房收回成本，“国外做这种片子挣钱的路子不在于卖票，票都是白送的，只挣广告费。我去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城市一共就那么点人，但它在中心广场每天都有露天电影放映，就跟咱们过去一样。我们当时做过调查，它实际上就是靠广场上的广告来挣钱……其实包括我们资料馆也在一些农村做过“万场同映”，还拉到了农村银行的赞助。” 

   这是百老汇在露天放映《大都会》时为一家酒水厂商在现场打出的广告 

“拉赞助”自然是回收成本的渠道之一，但问题是有多少商家愿意为国内的公益性放映赞助呢？其实百老汇的电影重映活动也有商家进行过赞助，但赞助的方式和额度相对于活动成本来说依旧杯水车薪。百老汇员工说，“当时《大都会》（Metropolis）放映时有家矿泉水公司来赞助，赞助的方式就是给每个进场观众发瓶水，就完了。”而UCCA在举办阿基-郭利斯马基（Aki Kaurismaki）的电影回顾展时也拉到了一家芬兰造纸厂的赞助，“因为郭利斯马基就是芬兰人，当时芬兰使馆也特别支持，所以这件事有一定的特殊性。”谢萌表示，“艺术赞助本身没有那么容易，它有很多方面的原因：税收、社会如何看待艺术；另外也包括公众对此事的认知程度。公益性放映和艺术品的修复还不一样，毕竟艺术品赞助系统已有很早的历史了。而且从电影来讲，它给公众的印象首先是个娱乐产品，和艺术品也是两回事。”  

上影博的吴觉人认为此事与政策关系甚密：“国外为什么那么多人来赞助电影修复，是因为它有抵税条款。比如如果一家公司给文化事业捐100万，它就能抵税80万；而一些国家甚至是捐100万抵100万的。本来企业就是要交掉这些钱的，他还不如捐给艺术机构来赚些名气。而如果没有免减税条款仅考虑广告效应，那商家为什么不拿同样的钱往传统广告渠道上投？艺术影院和电视台，你说哪个宣传效果更好？所以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中国根本没有制定相应的减免税政策来扶持文化产业。”  

电影审查无死角——

老片也有“配额制”，电影博物馆竟是“企业法人”  

而一说到国内的电影文化政策，便不仅仅是没有“支持条款”的问题了，政府对文化的“特别关照”实际上又给“公益性放映”增加了一道关卡。在中国，原则上公开放映任何外国影片都需要向广电总局报批，而具备报批资格的机构也仅限于涉外机构和学术机构——商业影院并不包含在内。  

“百老汇电影中心”在观众心目中是一家艺术影院，但在政策层面上它与一家普通的商业影院无异。直到今年，百老汇电影中心仍不具备独立申报“外片放映许可”的资质，而之前进行的一些外国修复片重映，它们或是联系各国使馆，或与北京电影学院等类似机构进行合作，由对方负责相关报批手续。  

但即便可以“借壳报批”，能否通过广电的审查同样是未知数。这里百老汇经理杨洋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其实大家熟知的“配额制”同样适用于“展映性质”的引进片放映活动：不论放映的是老片还是新片，不论放映几场，理论上都需要拿到总局的配额才可放映。这一配额不属于每年34部的商业片配额，但仍有总量控制，其具体上限不为外界所知。  

那么，拿到报批资质，配额也足够充足，是不是就能顺利放映了？错，最重要的环节还有“电影审查”。百老汇负责人对记者说：“涉外机构的片子同样需要审查，而且难免有片子会被毙掉。有时候他们选的片子都挺好，但就是不让你放，或者他们报了12部，最后展映只能放10部，都是因为有这个（审查）原因。”  

重重阻碍不得不逼着这家影院“出奇制胜”。2011年9月，百老汇组织放映了弗里茨-朗（Fritz Lang）代表作《大都会》的完整修复版。论及影片重量级和版本稀缺性，这是迄今为止国内最重要的一次修复版电影的展映。但如此重要的活动，百老汇却无法以“电影放映”的项目来承办——因为如果按照上述渠道进行报批，一没有把握，二没有时间。“我们其实是借‘艺术项目’的形式来走那次放映，毕竟又请乐队又有演出了，所以没有经过任何审批，票房收入也是按照场租费入的账（无机打电影票）；后来放BFI（英国电影协会）的《唐人街繁华梦》也是类似的模式。”但杨洋也表示这种办法并不能长久，“以后还能不能这么搞都不好说，因为从今年开始我们归市局管，以后办活动不是找总局而是找他们批。当然，我们也开始尝试自己报批，但能不能办下来也不确定。”  

“挂羊头卖狗肉”不仅是艺术影院的无奈之举，也是国内公益性放映机构所面临的现实。上海电影博物馆方面也对记者谈到了机构属性的划分问题，“你见过哪家中国博物馆是‘企业法人’属性？但我们是。因为一些政策的原因，使得我们没有资质成为‘非营利组织’。那么从法律上来讲，我们博物馆至今都要以赚钱为目的，税收什么的也是按照一个企业来走，可你说博物馆能赚什么钱？”上海影博不仅在机构资质划分上得不到政府支持，而且政府也没向他们提供一分钱的运营费用，“我们只能去申请政府的文化基金、文化补贴，但这些补贴其实是面向全社会公开的，并不只有我们一家。”  

“版权、成本、政策”三座大山让“公益性放映”在内地步履维艰；北京如此，上海如此，其它城市的类似的放映机构则几乎不存在。今年，全国商业院线的总票房将突破200亿大关，但修复版电影的“公益性放映”道阻且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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