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宗师》追忆民国武林：不让中国文化自拆城墙

民国武术家聚会照（资料图）

1928年，对于中国电影和中国国术——武术来说，都是个特殊的年头。

大银幕上，上海明星公司出品《红烧红莲寺》票房大卖，拉动了一股武侠电影热，它的成功代表着中国武侠电影的一个原点；银幕外，《红烧红莲寺》由此改编的武侠小说，平江不肖生（向恺然）的《江湖奇侠传》的成功，也带动了武侠小说“北派五大家”的兴旺，李寿民、宫白羽、王度庐、郑证因、朱贞木，一部又一部，让当时的民众兴奋癫狂，从此，武侠小说和武侠电影成了华人文化里不可缺乏的一部分。

但同时，有个真正的江湖，当时也方兴未艾，人才辈出，那就是后来拉动国人学武潮，重新审视和整理民间武学的机构—中央国术馆的建立，馆内授教的几乎全是当时武林各门派的一代宗师，李景林、杨澄甫、孙禄堂、孙玉铭、王子平、高振东、朱国福等等。而在这波习武潮的带动之下，各地方的国术馆和民间自行兴办的武术团体也如雨后春笋般竞相蓬勃发展。而在各地担负教务之职的也不乏武术大家，譬如张占魁、韩慕侠、尚云祥、薛颠等人，官方和民间共同传承国术的责任感和热潮达到一个从未有过的境界，一直持续到中日战争的前夕，这十年是中国武术史上有过记载的，最精彩的黄金时期。

《一代宗师》将要阐述的主题，正是起源于这个时期，真实的武林。

“民国武林”是一个特殊的文化样本让后人足以缅怀

中国史上历来都有重视“武”的传统，更不乏驰骋江湖的豪情，李太白酒醉吟诗，豪气干云，拔剑四顾茫然就已象征着那个时代文武并驱的局面。尚武的汉唐不说，就是重文抑武的宋明时代，也有岳飞、戚继光、俞大猷，李成梁父子等朝廷基石，撰书带兵，弘扬武术，一为保家卫国，二为修身养性。在古人眼中，武术不仅仅是借以国防和防身的最有效手段，它更接近于一种“道”，一种与“佛道儒”并驾齐驱的一种个人精神修为，并和这三家在天理上有共同贯通的一面。

说了“武”，就不能不提到“侠”，两者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是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

自春秋百家齐鸣开始，古人提倡“武”，更会提倡其“德”，武德修炼到了一定的境界，就是侠义精神初放光芒的开始。

太史公在《史记：游侠列传》里，谓游侠“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形象地写出了中国古代侠义之士重然诺，轻生死，重视武德，拯救贫弱的武士精神。从斯时起，“侠”成了仁人志士做人的一种气度，一种人生理念，成就了在帝王将相的江山循环，尔虞我诈之外，民间还能保持一个传承人性光明的道统。

侠，就是这种混合墨家精神和儒家精神的一种中国特有的哲学观，是民族文化的一种理想人格。

由于历史的重重原因，从清已降，满清贵族忌惮中原民族尚武之后对于其政权的冲击，不断在民间剿杀武林人士和武术精神，从传闻的“火烧南少林”和“血滴子刺杀忠义之士”等野史轶事中即可窥见一斑。加上提倡奴才精神，抹杀人民的自强自立自尊，武术的地位一落千丈，沦落到了一种江湖杂耍，成为穷苦底层人民挣一口饭吃的维生手段，武术中蕴藏的侠义精神也被攀龙附凤、比武耀威等低劣品格渐渐磨损，渐渐失去了往日的风采。

饶是如此，清朝两百七十年里，民间武林依旧保持了一股彪悍和自强之元气，崇尚武德依旧一代一代口耳相传，成为尊师重道的首要之务。在实战技击方面，因为明清600年的禁止民间使用兵器，老百姓很难知道兵器的用法。所以出现了一个极端，清末民初，中国军事力量最弱的时候倒迎来了拳术的发展高峰。从记载来看，清末民初的武林高手技击水平都是相当高的，且互相挑战，从此迎来了几大拳术——太极、八极、形意、八卦、咏春、劈挂等的蓬勃发展。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国武林对国术的重新审视，继承并发扬光大，以体，智，德三育为宗旨，倡导和发扬爱国、修身、正义、助人的武侠精神，竟成了有着悠久传统的武术精神

最后的回光返照，用《一代宗师》编剧徐皓峰先生的话来说：“中国传统的侠义精神在今天

几乎快要丢失殆尽，《一代宗师》就是再度唤回人们对民国武林中人那种仍保持的传统精神特质之追忆。”

基于此点，《一代宗师》欲把“民国武林”作为一个特殊的文化样本，正是积极探寻这块早已被世人所遗忘的武术幽地，探寻如今已不被为人所知的民国武林生态和氛围，从“南北武林、四大拳派”——咏春、八极、八卦、形意开始向上溯根，把中国传统里被丢掉的、

真正的好东西挖掘出来，重估和重建其文化意义和价值体系，弘扬国术精神，并讲述我们民族曾经拥有的气度和传统，可让今天的中国人看到先辈们借武修身，保家卫国的精神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