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谈《中国合伙人》：中国版的《阿甘正传》

陈可辛：其实我们最想做到的本来是成片，要是成了片之后，拿来给你们看，因为这个戏4月16号上，我们是3月中才会成片，现在其实我们说前面试片的那些都是还没有成片的，等于是要用他们看的都是还没有成，还没有做好胶片，所以效果很不好，其实本来是最希望能够把这个戏弄完给你们先看，因为我觉得这个戏确实是应该给很适合这个戏的观众，就是你们，因为拍的是你们，所以我希望，我先邀约，不管是4月16号上，还是更晚上，我希望成片之后，我在北京请你们先看，就是上片之前请你们先看。

王石：很赶巧，我正好看剧本的时候，是在美国，看完剧本，正好是4月份，去年4月份在那儿接待亚布力的企业家代表团，在那儿开会，开完会在一家中餐馆吃饭，其中就有俞敏洪，吃饭当中很多在那里的学生，都跟俞敏洪就说，我是你的学生，我们在新东方学过，包括到了耶鲁，到了哈佛，中国的学生很多一见到俞敏洪，我们都是学过新东方出来的，再看剧本写过的，确实这个题材选的非常好，大家都是为了出国，实际上当年的清华大学堂就是现在的新东方，就是要过这个英语关之后拿签证。整个这个过程让我想到了，应该说在90年代后期吧，我们曾经拍过北京人在纽约，上海人在东京，你看拍那批年轻人的梦，年轻人的出国，都是苦兮兮的，这个片子让你感觉到，都是最后出去了，留学的，真正干出来的是当会计师，当律师，各方面，但是有他们的辛酸，但是和那一代的辛酸完全不一样，这个是反映改革的，确实时代已经变了，你看到了中国的一个希望。为什么我说这个题材选的太好了。这是我的感受。尤其剧情是非常有意思的，比如说其中一个主要的是回来之后抑郁症，都认为他学习有成，一下子这么多人来讲，就是整个这个反映特别真实，完全是和现在的国际上扣的非常非常密切了，不是出去洗盘子，打工的那个层次了。非常非常好。

陈可辛：王总说那个确实有一个地方，他提醒了我，其实他觉得现在的中国人出去，因为他现在也出去，也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他就是说其实不用永远回到北京人在纽约的那种苦，就是中国人现在在外面其实也没有那么苦，就是那种苦不是阶级的，是一种很心理的东西。但是我还是忍不住把我个人的一些精力放进去，所以邓超的角色，他在里面是出国的，他本来是做一个实验室的一个助理，助教，由于某种一些人种分配的原因，结果就把他开了，他写信回来还骗朋友，说我很好，住的很好，其实他已经去了一个餐厅里面做服务员，他不想进中国的餐厅，所以离开了曼哈顿，然后在外国人的餐厅做服务员，因为他是中国人，就做不了服务员，因为其实很多时候这个是我亲身的经历，当然我那个年代又不一样，我是81年代念书的时候，其实就是说我英文也说的挺好的，但是问题餐厅里面的都是老人家的餐厅，老人家也不习惯跟一个黄皮肤的人讲话，因为服务员是需要跟他们沟通的，因为你要跟他谈吃什么菜，美国一讲很麻烦的，十个菜，一大堆东西要选，他就觉得你们不是美国人，我们跟你沟通会有障碍，其实是没有的，但是他觉得会有，所以你不能做服务员，而且样子像小孩儿，只是给喝的，然后就没有你的事儿了，他走的时候，你就擦桌子，你的工作就等于是服务员，你就服务他们，然后你的小费就没有了，因为小费是给服务员的，这个就是我个人的经历，那是80年代的经历，有五个服务员，我就一定揣很多口袋的衣服，我就可以把这些钱放在不同的口袋，我就得记住谁对我好一点，我就服务他好一点。然后我就进去厕所里面去数钱，到他们下班的时候，我记得我数的时候，这个钱就丢到那个马桶里面了，那能不拿吗？还得伸手捞出来，我就把邓超那个角色，学校的实验室助理，结果去到美国人餐厅里面这一段就放进去了，还有一个服务员非常扣门儿，别人都是四块五块，那个人就是零钱，五毛，八毛，十块，这样子，有一个英国的老太太常常来吃饭，看到这个人太离谱了，就让我过去，一拿就拿了一张20块的，理论上我是不能拿的，她就偷偷的放在我手里，她说这些人，因为都是服务员，说这些人他们这一辈子都在这儿，她说你会去全世界去的，这些人你别管他，我差不多都哭出来了，这个我就放在电影里面了，这一段。

牛文文：这个电影我看的时候也是非常激动，前半截是80年代的北京的大学生活，后面的故事是这几个人创办一个公司的故事，并且大家相互之间有很多争议的过程，我们这30年是普通人，不管你是一个学生，还是工人，一个农民，都有可能变成一个企业家，变成一个创业者的故事，这是中国人这30年改革开放如何把普通人变成一个跟全世界差不多的一个企业家的故事，所以前面充满了这种大学时代的温情，我们也是从大学时代走过来的，的确是，我们感觉好像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一个人变成企业家或者创业者很容易，但是在中国来说的确是两个反差的年代，在大学里面大家有很多的梦想，我要出国，我要当老师，最后这些出国的人也没有在美国做的怎么样，在中国的也被学校开除了，所以这个故事我最大的感受是说，它真实的反映了我们这30年不容易，大家以前都不是企业家，能够把什么样身份的人都变成企业家，这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东西，我看出前半截是那么温情的一个校园故事，三个兄弟，一个女孩子，就如同你的那部电影《投名状》，说到后半截，是三个人变成一个企业家集团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有一个名字叫做合伙人，中国人一起做企业，早期大家做企业都是江湖的方式来做的，后来有了土办法，后来又有了洋办法，就是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公司是很难合伙的，很难几个人一起做一个事儿的，所以这个故事我是看到了这三个人在一起做一个公司，最后大家意见不一样，最后三个好朋友变成一个非常痛苦的故事，我认为合伙是创业最难的一个事儿，华人文化里面，大家一起去合伙办一个公司，再加上我们的制度不完善，所以导演我想跟你请教的是说，你拍《投名状》，那三个兄弟去当兵，抢女人，好像很自如，最后当然大家也分了，分的很惨痛，都死掉了，这个故事还是比较温情的一个故事，就是关于合伙，好像投名状也是一个合伙。

陈可辛：其实这就是投名状的续集，其实我当时看到这个题材非常想拍，也知道最后他们三个人的合伙到最后的一些冲突，因为中影找我，他本来是找我做监制，我就说我想拍，他其实还问了一下，他说你别把它拍成《投名状》了，他说观众不喜欢看这些东西，但是确实它有《投名状》的东西，其实导演有很多种，有天马行空的，有像徐克导演，就能够拍很多完全是幻想的东西，就是施彼尔伯克讲过，电影就是梦，但是确实电影是有两种，我觉得有一种电影是梦，商业电影，我们不是谈文艺片，不是谈艺术电影，一种是共鸣，两种都是商业电影，因为共鸣很多时候也是贩卖，贩卖情怀，我无论拍什么电影，我必须回到一些我自己生活里面的东西。投名状也好，这一部也好，都有一些我早期，我确实没有创业的理想，我一路做电影起来，一路经营这几个公司，都是最近学了一个字，在内地，就是被，都是被创业，都是被迫要做的事情，其实说到这个被字，可能也是我们现在选择了这个黄晓明演的这个角色，也是一个被成功的角色，也可能是因为被成功，所以俞敏洪看了不是那么喜欢，很多人成功的觉得不是被成功，回到我们刚才讲的东西，我一路在做电影的时候，为了得到一定的话语权，很多时候我会跟我的一些伙伴组织一个公司，或者一个集团，使得我的话语权或者我的影响力更大一些，因为我个人不够，早期在香港，就是我们五六个人做一个公司，《金枝玉叶》到《甜蜜蜜》等等，本来都是几个一起拍，其实在戏里面的分股权，百分之几百分之几，这些我们都经历过，那些当然是非常幼稚的一些分股权，也没有资本运作，也没有资本市场的东西，就觉得每个人付出多少，当然我们的合作就跟普通的一个公司合作一样，这个戏其实就是谁的功劳比较大，其实是很难衡量的，公司的成功究竟是因为策略，营销或者是什么。

但是电影是太简单了，因为五个导演就是谁的戏更卖钱，谁就是最成功，因为我们不是五个人一起拍一部电影，是每个人都借助这个平台拍想拍的电影，有一个人不停的亏本，有一个人不停的赚钱，所以就不平等，所以其实这些也是后来我拍很多戏会想到的一些个人的投射，包括拍《投名状》，包括你成功了，究竟是谁，很多时候大家做的时候，成功的时候，你会觉得究竟它会更重要，还是我更重要，很多时候不是钱的问题，是尊严的问题，是很多的问题，所以这种东西就延续在很多电影里面，都是我常常喜欢讨论的一些话题，因为很多人有些时候真是缺一不可，就是有一些人就是做面子，他出来就很有影响力，有些人就是很聪明，但是他讲不了话，因为他出来没有魅力，但是你没有他的想法就不成功，你又需要有一些更有魅力的人来表达他的想法，所以这些我都经历了，也放在这个电影或者《投名状》里，《投名状》，当时我在青年跟中年之间，就是踏入中年的时候，有很多的纠结，其实成长就是童真的思路，这个电影里面最重要的就是童真思路，刚才那个预告片最后一句话，是编剧给我的，就是究竟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们。其实人生不就是这样吗？年轻的时候觉得我一定能改变世界，90%成功的人可能更多的其实当你成功，其实就是你妥协了，可能你在很多想法，很多意念是很前卫，但是你毕竟做了妥协才会成功，你最后成功，你享受你的成功，你回来想，其实我原来给世界改变了，其实我觉得那个就是你成长的时候你一路失去的东西，所以这个戏也是碰到那一点，也是讲到这个东西，很多记者问我你为什么要拍一个北京的故事，我说这个故事里面有所有我喜欢的东西，包括我为什么做导演，都是喜欢看这样的电影，喜欢探讨这种人生的命题，其实拍电影就跟聊天一样，好像今天来现在就很舒服聊这些东西，因为本来很大压力。其实我也很紧张，直到我昨天碰到刘老师，他跟我讲的时候，我就放松了。

牛文文：昨天上午我们聊，其实真的聊的非常的痛快，合伙这个故事，《投名状》我是非常喜欢看的，那个版本的故事，我感觉，因为新东方也是一个合伙的故事，新东方合伙的故事在电影里面有一些冲突，我就跟导演说，我说中国企业界关于合伙这个事儿要比这个电影残忍的多，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做企业，所以大家好多人一起做，然后又做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