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岛渚曾对话陈凯歌

大岛渚

陈凯歌

1985年底，陈凯歌的《黄土地》在日本举办的中国电影节放映，引起行内人士的广泛注意。去年，该片被安排在东京新宿区一家戏院上映，陈凯歌随片到日本，并与《青春残酷物语》的导演大岛渚会面，1986年6月30日，大岛渚在观看过《黄土地》的放映后与陈凯歌对话，由中国文学研究者简文俊主持与翻译。

中国电影的五个世代

大岛渚：刚才看过你的《黄土地》，我对这部片基本上是非常喜欢。我认为这是一部很优秀的作品。

陈凯歌：谢谢。

大岛渚：理由有几个，第一，我认为这电影是部真实的电影。很忠实地描写真实。第二，每个登场人物都描写得很深刻，很真实。第三，你作为一个电影导演，我认为你具有自己本身独特的调子，和掌握时间的能力。例如，拍摄一个人物时，摄影机就光拍着那个人，而其他人的对白都用画外音处理。这种拍摄方法，要是没有相当自信，是做不了的。我在当助导和初任导演时的那家电影公司(译注:指松竹公司)，就最讨厌这种拍法。不过我喜欢这种拍法，跟你一样，用过相同的拍法。所以，觉得很有亲切感。

陈凯歌：我也是这样。很多人不喜欢这种拍法。

大岛渚：我知道大概也会这样。第四点，就以影象方面来看，亦有非常大胆和独特的处理。有时是非常广阔的天空，有时是广阔无边的大地。你具有很独特的画面构图和影象运用的能力。另外，我想很多人都曾指出过，群众场面也处理得强而有力。不管怎样说，我认为整体看来，你具有自己本身独特的方法和力量，这样说不仅是指你作为一个中国电影导演，作为一个电影导演，你具有的优秀才能在任何国家都是可以被接受的。你拍《黄土地》这种题材，在中国是不是较为特别、例外？

陈凯歌：我想我们青年导演所做的事情，都是比较例外的。

大岛渚：噢，始终还是较为例外的吗？

陈凯歌：现在的中国电影杂志对大岛先生有很多介绍，大家都知道你在刚刚开始拍电影的时候，也是有很多例外，所以我们想，你是我们的老师。

大岛渚：你们认为自己是例外的话，就是说，你们要拍的不是过去的中国电影，而是要拍跟以前不同的东西。你们的重点是什么？又或者，你们认为以前的中国电影有什么特征，有什么地方应该改变？

陈凯歌：自从生产电影以来，有人认为中国共有五代电影导演，而我们是最年轻的一代。第一代应该是和沟口健二差不多的那一代。第二代的年龄大概是六十多岁，第三代是五十多岁，第四代是四十多岁，现在就轮到我们了。我想如果把第四代导演与第五代导演作一比较是较为有意思的。

因为在1949年以前掌握电影和拍电影的，主要是第二代和第三代的导演。他们的电影有很多成绩，但是从总的方面来说，他们基本上只以一个声音来讲话。我想这和中国当时的政治情况和其他情况有关系。第四代导演主要是在学校教我们课的、四十多岁的导演。他们的电影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比较感伤。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基本上是文化大革命以前完成大学教育的。他们认为在文化大革命当中丧失了很多很多时间和东西，这种心理状态决定了他们对世界的看法比较感伤。但是作为我们来讲就不太一样，我们基本上是没有接受完整的教育，大多数的第五代导演都到农村去，有机会接触比较真实的中国生活，而且我们当时地位很低，都是最普通的知识青年，那个时候我们想到，与其很感伤地留恋过去的东西，不如去找一条新的路，这也牵涉到对“文革”作为一桩历史事件有不同的态度。因为，在他们的电影中流露出很多怨言，我的看法是，如果人不能有效地选择历史的时候，就不要发怨言，应该承认我们所做过的一切，并且有勇气去寻找新的东西。因为我认为人有时候在历史面前是很被动的，就好象河流到了转弯的地方，有一些树叶在水面漂浮，这是你自己不能决定的。

我一直认为电影是跟心灵有关的，不一定跟技巧有关。所以，我唯一看过大岛先生的一部电影《青春残酷物语》，所受到的感动是来自人的。大岛先生的电影有一种很大的力量，我希望在我们的电影里面也有很大的力量。所以这个表现得很奇怪，就是说，由于这样一种心理，第四代的导演基本上是在江南，就是在风景很秀丽的地方拍一些很细致的、很纤丽的电影。但是所有的第五代导演几乎都到西北，到很荒凉的地方去，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心理状态的差别。“文革”的经验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虽然我不是自觉地到农村去的，一可是我相信当你对一个环境产生排斥的时候，大概也是你从这个环境得到了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们这些人，对原来的中国电影有这么一种认识，就是阳气不够，比较纤弱，我们希望能够拍摄一些比较有力量的东西，同时也希望用电影语言本身来表达。我想我们的工作之所以引起很多争议，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大家对我们的这样表现不习惯。因为我们主要是打破了故事的格式，不希望按照一种说书的方式去讲故事。譬如说我的同学田壮壮拍的那部《猎场札撒》，我认为是很重要的一部电影。大岛先生也是他敬佩的一位导演，他的电影好象在讲一个跟现在完全没有关系的事情，说成吉思汗留下了一个遗训，叫大家要互相帮助。讲打猎的时候，不知谁先打中，然后当自己发现了错误时，就到对方的部落去，请求对方的原谅。这样一个故事，看起来与现实生活没有什么关系，但实际上我想它是表达了田壮壮的一种社会理想。

大岛先生的电影也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如刚才我们谈到的，题材不是绝对重要的，我看到的不是一个时代，而是人，人会怎么样。所以，我从日本电影中吸收到很多东西，因为中日两个民族有很多接近的地方，而且我一直感觉到在日本电影中有一种民族精神，和作为人本身可能发现出来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