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岛渚曾对话陈凯歌

“包围”北京

大岛渚：象你这一批人，在中国是不是作为一个世代，或者作为一个群体地存在？不单是电影……

陈凯歌：我想在中国，文学、音乐、美术、电影领域里面，都有一批象我这样的人。

大岛渚：这批人是经历过什么体脸，才当上导演、作家？

陈凯歌：我们最初都没有想过从事艺术工作，因为我们在念中学的时候，都一心想为国家效力，想去做科学家和工程师。因为我们当时所接受的教育，相信一切都是非常美好的。所以，当“文革”来临的时候我们完全没有精神准备，做了很多可笑的事情。

大岛渚：具体地说，是排着队挥动“语录”之类的吗？

陈凯歌：当然，这一切都做过。但是，后来幻想就渐渐地破灭。之后，就下放到农村，接触到社会最底层的人民。这样，我们就看到两种东西。一种就是东方民族的稳定，他们的那种善良和纯朴。另一方面我也看到了他们的那种保守性。这时候就感觉到，我对于他们有一种责任。

在“文革”当中，由子我父亲的问题，所以我很痛苦。我自己感觉到，我好象一裸被拦腰斩断的很小的树，但是在云南那种很博大的自然环境当中，我慢慢恢复起来，长大了。而且我每天都进行很繁重的体力劳动，这让我变得比较健康起来。

在《黄土地》中，小弟弟送顾青的那场戏，就是得到我的一位朋友的启发。我的一位朋友在陕西插队，有一次回北京，他的一个房东送了他一百里路。他是坐羊皮筏渡过黄河，当他到了山西这边的时候，回头一看，那个人还在对面的岸边上站着，一直在看着他。

于是我从这些生活中汲取了很多经验，我知道电影是有很大影响的，电影是一个很锋利的刀子，所以在使用刀子的时候一定要很诚实，一定要很小心。

我从小就喜欢看电影，但那些电影使我后来遇到很多困难。所以当我自己有机会拍电影的时候，我就对自己说，我不能让我以后的孩子们遇到象我这样的问题。我做过农民，做过军人，也当过工人，这些时间加起来大概有十几二年。之后，我想学习中国古典文学，当研究生。后来我的一个朋友池小宇，现在在日本学电影，他劝我说：你可以试一试考电影学院。我写信给我父亲，他当时在河南拍电影，他来信强烈地反对我去考电影学院。因为他不希望我再遇到什么麻烦。我没有听他的意见，还是去考了。我在第一次考试的时候就被淘汰掉。后来增加了名额，才参加了第二次考试，没想到第二次考试很顺利地通过了。第一次考不进，是因为老师觉得我很傲慢。他问我什么是电影的节奏。我就回答了他，如果我不回答的话，他大概就会让我合格。原来节奏这个问题是要研究30年的问题。

大岛渚：那么你是怎样回答的呢？

陈凯歌:我已经忘记了。因为实际上我是不懂的。但老师要问，为了争取通过考试，当然还是要回答。

大岛渚：根本没有什么电影的节奏，有的只是每个导演的节奏。

陈凯歌：对。但是，我在电影学院里受到的是比较自由的教育。因为很多规定都改变了，有了新的一套。

大岛渚：在导演系毕业后，要经过多少时间才可当导演？

陈凯歌：不能立即就当导演，我做过两部戏的副导演。之后我就找机会到其他厂去，因为我是在北影，北影是一个太大的厂，有太多的老导演了，我没有机会。

大岛渚：那你就从北京转到其他厂去吗？

陈凯歌：对，我要求别人把我借出去。我在北京做了一年，然后我就出去了，因为毛主席说农村包围城市，广西是农村，所以要包围北京这个城市。我希望跟我的同学一起合作，刚好广西有我的同学，我就到那儿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