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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岛渚曾对话陈凯歌

2013年01月16日 17:41
来源:Mtime时光网

“包围”北京

大岛渚:象你这一批人,在中国是不是作为一个世代,或者作为一个群体地存在?不单是电影……

陈凯歌:我想在中国,文学、音乐、美术、电影领域里面,都有一批象我这样的人。

大岛渚:这批人是经历过什么体脸,才当上导演、作家?

陈凯歌:我们最初都没有想过从事艺术工作,因为我们在念中学的时候,都一心想为国家效力,想去做科学家和工程师。因为我们当时所接受的教育,相信一切都是非常美好的。所以,当“文革”来临的时候我们完全没有精神准备,做了很多可笑的事情。

大岛渚:具体地说,是排着队挥动“语录”之类的吗?

陈凯歌:当然,这一切都做过。但是,后来幻想就渐渐地破灭。之后,就下放到农村,接触到社会最底层的人民。这样,我们就看到两种东西。一种就是东方民族的稳定,他们的那种善良和纯朴。另一方面我也看到了他们的那种保守性。这时候就感觉到,我对于他们有一种责任。

在“文革”当中,由子我父亲的问题,所以我很痛苦。我自己感觉到,我好象一裸被拦腰斩断的很小的树,但是在云南那种很博大的自然环境当中,我慢慢恢复起来,长大了。而且我每天都进行很繁重的体力劳动,这让我变得比较健康起来。

《黄土地》中,小弟弟送顾青的那场戏,就是得到我的一位朋友的启发。我的一位朋友在陕西插队,有一次回北京,他的一个房东送了他一百里路。他是坐羊皮筏渡过黄河,当他到了山西这边的时候,回头一看,那个人还在对面的岸边上站着,一直在看着他。

于是我从这些生活中汲取了很多经验,我知道电影是有很大影响的,电影是一个很锋利的刀子,所以在使用刀子的时候一定要很诚实,一定要很小心。

我从小就喜欢看电影,但那些电影使我后来遇到很多困难。所以当我自己有机会拍电影的时候,我就对自己说,我不能让我以后的孩子们遇到象我这样的问题。我做过农民,做过军人,也当过工人,这些时间加起来大概有十几二年。之后,我想学习中国古典文学,当研究生。后来我的一个朋友池小宇,现在在日本学电影,他劝我说:你可以试一试考电影学院。我写信给我父亲,他当时在河南拍电影,他来信强烈地反对我去考电影学院。因为他不希望我再遇到什么麻烦。我没有听他的意见,还是去考了。我在第一次考试的时候就被淘汰掉。后来增加了名额,才参加了第二次考试,没想到第二次考试很顺利地通过了。第一次考不进,是因为老师觉得我很傲慢。他问我什么是电影的节奏。我就回答了他,如果我不回答的话,他大概就会让我合格。原来节奏这个问题是要研究30年的问题。

大岛渚:那么你是怎样回答的呢?

陈凯歌:我已经忘记了。因为实际上我是不懂的。但老师要问,为了争取通过考试,当然还是要回答。

大岛渚:根本没有什么电影的节奏,有的只是每个导演的节奏。

陈凯歌:对。但是,我在电影学院里受到的是比较自由的教育。因为很多规定都改变了,有了新的一套。

大岛渚:在导演系毕业后,要经过多少时间才可当导演?

陈凯歌:不能立即就当导演,我做过两部戏的副导演。之后我就找机会到其他厂去,因为我是在北影,北影是一个太大的厂,有太多的老导演了,我没有机会。

大岛渚:那你就从北京转到其他厂去吗?

陈凯歌:对,我要求别人把我借出去。我在北京做了一年,然后我就出去了,因为毛主席说农村包围城市,广西是农村,所以要包围北京这个城市。我希望跟我的同学一起合作,刚好广西有我的同学,我就到那儿去了。

[责任编辑:李琳] 标签:大岛渚 陈凯歌 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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