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岛渚曾对话陈凯歌

还原作者精神

大岛渚：你说的这部小说，是不是出版了很多，有很多人去读？

陈凯歌：因为他使用一种近乎中国古典的、非常独特的语言，所以他的文字有很大很大的吸引力。由于这样，他在知识分子和群众中有很大的影响。

但是在拍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只想保留它的精神，肯定要把它的结构整个打碎，这样才能还原他的精神。

大岛渚：听你这样讲，我想起了鲁迅的小说，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关系？

陈凯歌：我觉得阿城是深受鲁迅影响的。

大岛渚：果然。

陈凯歌：我感到很奇怪的是，鲁迅作为20年代、30年代的作家，他的东西里面没有伤感。鲁迅的作品是用具体的东西去超越具体的东西，他达到了一个抽象的境界。

我看过中国的电影《阿Q正传》，我觉得那完全不是鲁迅的东西。

大岛渚：我自己也从鲁迅那里学了很多，我是很尊敬鲁迅的。

陈凯歌：我觉得《阿Q正传》这部电影，把严肃变成了滑稽，因为他们对鲁迅理解非常之浅。

大岛渚：这部《黄土地》的原著作者是怎么样的人？

陈凯歌：说起来很可笑，因为最初这是一篇不足三千字的散文，而且我到现在也没有看过这篇散文。后来有一个作者把它改编成剧本，我对改编的东西不太满意。改编者是四十多岁的人，很感伤，文字描写中有很多关于绿色的意象。他们感伤的人非常喜欢绿色。

大岛渚：我在拍《青春残酷物语》的时候，由始至终都拒绝将绿色拍进画面里去。日本人也很喜欢绿色，他们看到绿色，神经就会松驰下来。日本人特别喜欢松树，因为松树的绿色是不定形的绿，一看见这种不定形的绿色，整个人就会松驰下来。但是，这种绿色一出现在画面里面，画面的调子立刻就会变得柔和起来，所以我在那部电影里，完全不让绿色出现。

陈凯歌：对，我同意，而且我觉得绿色在胶片性能当中是最难表现的，绿色往往很难看，有时候还有一点轻薄。在《孩子王》中会有大量的绿色，我在努力，想把绿色拍得更稳定一点。

《黄土地》的剧本写好以后，我只取了它的造型因素，而没有尊重原来作品中的故事。因为我突然发现土地、河水、道路、人的皮肤和牛都是黄色的，所以我觉得找到了一种基本的调子。在原作剧本中，腰鼓、求雨、黄河、道路这些都没有。一个剧本对导演来说，所应该提供的主要是一个基础、一个思想，细节的东西应该依靠导演来完成。

大岛渚：剧本这种东西，对于命令人家拍电影的人来说是一个好的依靠，因为他叫人家按照剧本去拍就可以了。但是原封不动地照剧本去拍的话，一定不可能拍出什么好电影。最重要的还是导演和工作人员在拍摄过程当中的创作，所以剧本也不得不一边拍一边被打散、破坏。这样才是创作。

陈凯歌：而且我同时感受到有很多文学描写是不能用电影表现的，比如讲：十亿人民的心飞上了天安门。我就不知道这个镜头怎么拍。

“文革”仍“活”在心里

大岛渚：哈哈。听你这样一说，我知道虽然你在“文革”当中吃了很多苦头，但文革至今还是“活”在你的心里头。(笑)我刚好在“文革”当时，拍了一部叫做《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1969年)的纪录片。所以，我其实也是受过“文革”的很大影响。不单是我，日本人，还有欧洲人、美国人等很多国家的人都受过“文革”的影响。但是，如果问“文革”究竟是什么呢？到了现在大家还是不明白。所以，你拍电影，和到世界各地走一走，我看也许会把一点“文革”的意思传到世界各个角落了。

陈凯歌：现在我休息的时候还会唱“文革”的歌，为什么呢？因为那毕竟是我青年时代的一部分。而且我认为不应该把“文革”只看作一个政治事件，它还是一个历史事件。有那么多人经历了悲欢离合、生生死死的问题。好象大岛先生的电影就对“生和死”的问题注意得很多，那么作为“文革”来说，在这方面的事件就出现得非常之多，我觉得应该用艺术家的眼光去看“文革”。我一直有心拍一部有关“文化大革命”的电影，但是一定要等到政治的结论不再有力量的时候，我才可以开拍，而且我很希望能拍毛泽东，毛泽东是一个非常不凡的人。

大岛渚：我拍过两部关于毛泽东的纪录片，一部是刚才提过的《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另一部是《传记·毛泽东》(1976年)。后者是毛泽东去世时拍的。《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是在“文革”最激烈的时候拍的。这部影片的全部旁白，都是以我发问的形式说出来的。我问：“你这样做，真的没有问题吗？”我的意思是，“文革”的本意是把革命传授给不认识革命的世代，所以才搞“文革”，但是这样做真的会成功吗？这是我最后提出的问题。所以，我很希望你能够，拍一部回答我这个问题的电影。

陈凯歌：好，一定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