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岛渚曾对话陈凯歌

怎样将老师“打倒”

大岛渚：那么，你们在电影学院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商量过以后拍些什么东西？

陈凯歌：我们在想如何“打倒”自己的老师。

大岛渚：我在当助导的那些年头，做的正是这种事情。

陈凯歌:而且对他们的电影非常不满，天天在谈如何取代他们。

大岛渚：我那时候在想，要是有两个巨匠在片场的园子里吵起架来，互相刺死对方就好了。

陈凯歌：有一次也很有意思。摄影师跟导演吵架，一个是说在这儿拍，一个人说在那儿拍，后来他们俩争持不下，这时候我突然说：应该在那儿拍。于是他们都听了我的。我想很年轻的时候都有这种经历。

大岛渚：我为什么问这种事情问得那么详细呢？因为日本有很多年轻人都想当导演。但是，却没有象你刚才所讲的那种热闹的气氛，特别没有那种热哄哄的群体的气氛。所以，你刚才所说的东西，我看对日本的想干电影的青年会有很大的刺激。

陈凯歌：我觉得也很有意思，我感到我们的老师不错，他们对我们始终是很宽容的，当我们有机会拍电影的时候，他们对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支持，他们愿意被我们“打倒”。

我觉得我现在很幸福，我们不光知道大岛先生，我们还知道了日本电影，认识了日本电影，这个很重要。“文革”对一个国家的意义跟第二次世界大战差不多。所以我们的运气好，虽然受了很多苦，但经历过这样的大事件，一定会出现新的导演。

跟日本一样，现在很多中国青年非常想当导演，但我想他们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生活太好。

《黄土地》的观众

大岛渚：这和日本完全一样。你这部电影在中国的电影院上映的时候，观众是什么阶层的人？一般的观众比较多，还是年轻的观众比较多？

陈凯歌：在开始的时候受到了很多冷漠，但是后来有一些中国的评论家，写了很多很多文章，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多反响。在上海和广州这种大城市，每个城市都开了四间实验性的电影院，而且做了很多宣传，因为上海人在中国人里面是最会做生意的，在宣传出现之后，它的票房价值一下子变得很高。我并不认为所有去看这部电影的人，都有同样的感受和都欣赏这部电影。有时候电影作为商业就是这样，譬如说在上海，有一些男孩子为了要表现自己很时髦，就一定要请女朋友看《黄土地》。

大岛渚：那太好了。

陈凯歌：听到这个消息，因为我给青年们提供了一个谈情说爱的场所，我已感到很满足。

大岛渚：我看他们就是不很清楚地明白这部电影新在什么地方，但他们也会朦朦胧胧地感觉到它新鲜的地方。

陈凯歌：我觉得以后这样的电影多起来的话，他们会改变的。所以问题是在于你要去做，不要光去适应观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