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隽：曾完全抗拒内地 90初到北京成人生转折

凤凰网：我们这一代人其实都是录像厅的一代，我们小时候最爱玩的游戏就是在额头上贴一个符扮僵尸，其实就是看港片。再到后面女孩子，有可能爱情，包括你以后工作的选择，都是受到很大的这种港片的影响，男孩子就不用说了，看古惑仔长大的一代。但对于你来说，1990年应该是你第一次到北京吧？

文隽：没错。

凤凰网：但是那一年是相当地敏感，对于两地来说。当时在北京的时候，自己的心情，以及所见到的，给你最深的印象是什么？

文隽：你说的对，1990年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时间），大部分人对北京、对内地的想法是“我要远走高飞，离开的越远越好，这个地方不能来的”。我刚好命运的安排，其实在1990年之前，我只是回内地，在1985年、1986年去过广州一趟，感觉很坏，也跟很多香港人当时一样，在想：“我不会回大陆的”。

但是1990年，在年底，因为我的好朋友舒琪导演（不是演员舒淇），她因为去做一个宣传的片叫《大红灯笼高高挂》，她叫我去探班，去山西去探望张艺谋、巩俐。在乔家大院，在山西太原，飞机直飞了香港了，她说要转到北京再回香港，我就第一次到北京了。因为我住的酒店叫京广中心。我在山西都还在听，在山西住一个招待所，晚上10点钟没水了，灯也没有，外面黑漆漆的，然后我说北京住哪里？他们说叫京广中心，都不是酒店的名字，我说：“又不知道什么招待所！”心里面一堆不满，一来才知道，京广中心（在）呼家楼，是北京最高的建筑物，当然挺好的。一住进去，因为是香港人管理的酒店，打开电梯，有一个女孩冲我笑，我就站那儿就问她：“你认识我吗？”她说：“是，香港人。”然后我就说：“我不管你今天晚上去哪里，我要跟你一起去吃饭。”我真的这样说的，她说：“好啊，我约了这个酒店的财务总监还有xx，都是香港人，一起吃饭。”住在东三环对面，有一个日本餐馆（今天还在），就吃饭。

一进门都是香港人，每个人都跟我打招呼，“文隽，你来了，文隽！”我说我都没有来到北京，我哪有朋友？但是在1990年的时候，因为在过去那几年香港有一个出版的热潮，因为我一直都写专栏什么，我也出了一堆都是说荤笑话的书，他们都看过，所以他们看到我特别亲切，我就在这里交了一些朋友，到今天还是朋友。然后，他们就开车带我去北海公园，去小酒吧，这个地方让我有感觉，是因为这个地方的人让我有感觉。

后来我要拍一个戏，叫《告别紫禁城》，艺能公司的张国忠说，这部片一些台湾的老板一直要拍续集，“第二集找不到人来做，你来当导演吧”，我说“好啊！”然后，我就1991年从年初来北京，看景是最好的，到处看景，去紫禁城里面，颐和园、圆明园、天坛，跑到十渡。在这些看景的过程里面，我就在想，因为我是读书的，读历史的，在想：“你看，现在我在整个东交民巷，脚底下这个地方就是我读历史的时候，溥仪跑出故宫的时候，跑到这里躲起来的。现在我脚下的每一块土地都有它的历史原因，我非常有感觉。”我就说说，我非得要回来见你，我才找到我的感觉。

所以拍完那部片之后，我特别去想一个片，去内蒙古草原跑到深圳，我从北到南去找，走一遍，那部片就叫《狭路英豪》，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变成身不由己，也很乐意，就跟内地、跟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地方结缘了，然后就一起，头五年，1991、1992、1993、1994，因为《阳光灿烂的日子》，我一直到1995年才回香港。回香港之后就遇到王晶就说，就是说大家合作了，不知道谁影评骂我的片，才有1996年开始的古惑仔一堆片。所以，其实对我来说很重要的是1990年，那一次我进电梯，对一个陌生的女孩说，“不管怎么样，我要跟你去吃饭”，我觉得这一句话就是我人生改变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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