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隽谈陆港问题：我是既得利益者无法开口

凤凰网：对于当时整个香港弥漫的不安，或者是对于未来的这种担忧，你觉得是有误解的成分，或者相互之间不了解的很多成分在里面吗？

文隽：我觉得1997年的时候，还没有那么严重，大家都相信，相信是能过渡的，相信“港人治港”。现在你问我，我跟很多有能力的香港人一样，我先要把自己管好，我要先为我的儿女准备，我先要把这些生活，活在当下，我要把当下的日子过好。

凤凰网：除了当时儿子选择在加拿大出生之外，现在的小朋友，对于他们的身份你会去做特别的安排吗？

文隽：我是觉得当一个中国香港公民没有问题的，他们在香港受教育、长大，只要现在的情况不继续恶化。但是我对周边的状况，我对香港的现状，很多人说已经到“临界点”，我是担心的。但是你问我有什么办法？我没有办法，我只是拍电影的人，我有什么办法呢，我不是从政的人，对不对？我只能跟我周边的人我去判断，这些人是做的对的，这些太激烈的民主派，我只能用我的智慧，用我读历史的人，我知道历史应该怎么走向去判断，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凤凰网：其实在回归之后，的确一段时间，我们看到的有互动非常良好的时候，像最早1998年的洪灾，当时的香港的所有卖菜的小贩，他们是把一天的收入拿去捐赠，像最近的汶川地震也是这样的，680万港人捐了一百多亿，其实大部分都是纳税人的钱，因为那时候我在汶川，当时那个捐赠晚会，所有的内地人都是热泪盈眶的，其实那种互动是非常好的。但是好像这样的例子，是不是太少了一点？

文隽：现在我估计如果再有什么灾难发生，香港人还是会捐钱的，因为这是他们从小到大的正义感，或者这种国际公民特质他们是有的。但是问题就来了，汶川捐了钱之后，我们就发觉有一些豆腐渣工程。

凤凰网：对，那个时候就有不同的声音。

文隽：有些捐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大家就怀疑了，我愿意捐钱，但是我不愿意捐钱之后不晓得那些钱跑到哪里去。然后，现在大家对事情的看法差异越来越大，他们不会共同坐下来去体谅我，换位思考，都不换位思考。

凤凰网：2003年、2004年，应该是“两岸一家亲”特别明显的时候，香港遭遇SARS，那一段时间。

文隽：非典。

凤凰网：对，无论经济还是社会，因为两百多人死亡，这样一个数字。当时大陆是很快开放了陆客到香港，可以说一下子带动起来了，很快。

文隽：对，也很明显，如果没有中央政府那么照顾香港，有一些难关不一定难过。所以，反过来今天什么都反对的人，也要回头看一下，不是全是坏事，当时北京能这样去看香港，是不是也可以换一个身段、换一个方法，去让香港人安心？

所以，整个香港人越来越不信任，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没有办法了。现在你说怎么解决？我觉得是源头，还是从北京，不要到香港再说太硬的话，有时候说一些软一点的、温情一点的。现在我觉得我们的电影局的领导都很聪明，为什么呢？我们曾经有一段日子这些片不许，那些片不许，过去这十几年来，电影局都已经不说“这些片不许”了，只是说“还不到我们让你给这个公映证的条件，回去再改吧。”反弹就没那么强烈了，你说什么都“不许”，那反弹就很强烈了。

现在我们的矛盾，我们有一点担忧，但是我非常同意（尔）冬升导演我们这一届的导演会的会长，他曾经在我们的微信微群里面说：“香港曾经发生的事情，我非常同意”，他说，“我是属于既得利益者，所以有些事情我们心里面看得明白，嘴巴想要说出来，但是我们现在在赚人民币，我们是既得利益者，所以我们没法开口，没法说，大家要体谅。”

凤凰网：你同时也认为，自己也这一部分的既得利益者？

文隽：对，我肯定是既得利益者了，这是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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