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晓龙：为夺回粮票被扎刀子 深入骨头险送命

何东：你一年多就挨了一刀，是哪一个肩膀上？

郑晓龙：右肩膀，右肩膀在北安，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是谁扎的我这一刀。

何东：你就带着到医院去了了？

郑晓龙：对，而且我带着这个刀去的医院，它穿过棉大衣、棉衣、毛衣，两件，一件外衣，还有衬衣，扎进去的，7公分深。扎在我这个骨头缝儿里，然后我就戴着这个刀，它拔不出来了。

一帮人去，有人过来说：“打劫！”我说什么打劫啊？我们大家说。他管我要粮票，要粮票？凭什么？就过去跟人家。“欺负人来着，凭什么抢我们哥们儿粮票，哪儿来的粮票？”几句话不对付就动手。我那会儿是坐在那儿的，我觉得我那会儿，个儿也不算高的，坐在那儿，他一扑上来，个儿恨不得比我高一头，把我一扑就一个跟头，他一拉我，那个大衣一牵扯刀把，哎哟，疼，说刀子，怎么办。

我记得特别清楚，走出北安火车站，再往前走了几步，北安火车站冬天都是大雪，全是大雪，很凉，但是那会儿你不觉得冷，你就觉得一股热流，从这儿，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顺着胳膊就往下走，往下走，这股热流就往下走。走到手上，你就看见白色的雪上滴着红色的雪，滴答，滴答，……

两个医生，一个按着我的肩膀，一个拿着那个“噌”地一拔，那血一流，多厚的大纱布，很厚的纱布就按上了。那会儿没别的，就是按压止血，最简单的，就是挤压止血。按着，过一会儿你就看着纱布红了，透了，再换一块儿，过一会儿又透了，又换了一块，换了四五块，。最后检查，7公分深，芬兰匕首，并不太宽。

何东：你不同于别的导演，你的电视剧，我不敢说从小看到大，反正我一回来就看，为什么你就不沾兵团的事？

郑晓龙：我真的对那会儿的感受，（你知道很多兵团剧都是假的，这点你是知道的。）我对那会儿的生活，我不喜欢，我不认为那会儿的生活是一个，有很多人还从里面，找到他很多伟大理想的东西、激情的东西，我在里面没有什么激情，也没有什么理想。内心我觉得那会儿是特别彷徨，而且没有出路，不知道结果。而且也说句实在话，我要尊重点别人，也尊重点自己的话，十六岁的一个人，那会儿哪有什么？理想你也没有，原来小时候理想是要到部队当兵，成为一个职业军人，哪怕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呢，像切•格瓦拉这样的人，那会儿好像连这种念头都没了，解决温饱问题成为特别重要的。

何东：然后你走了之后，两个双鸭山的人在车站，扒那个，被轧死了，所有的知青都在现场，不是用铁锹，是用手扒的门，出来两个人成了片儿了。然后我觉得这种生活里，人太孙子了。

郑晓龙：它不是真实的嘛，那会儿哪有什么。而且我觉得很悲惨的，完全是悲剧的生活。我也做不到这一点，反正我心里。

何东：改不了我当时的那种心里的那种霾。

郑晓龙：是。其实是挺黑暗的一段历史，而且在那段历史里面，咱是黑暗地讲这事，很多人不愿意。我觉得有些人挺怪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反而他不像年轻的时候，敢于触及黑暗、敢于触及人疼的地方。

何东：但是咱们不容易被欺骗，有的人在那装。

郑晓龙：对，至少我们不会装，容易被感动。而且还有看不得那个悲惨的生活，他一看那个悲惨的生活，他自己难受。而且他甚至，他看不得悲惨的生活，他也不允许别人去触及。其实，触及悲惨是为了消灭悲惨，是为了减少悲惨，就好像你治病，你得触及疼的地方，才能去治病，你身上哪块肉烂了，你不去触及它，等什么？哪儿有治病都跟幸福似的，都那么舒服的。可是，我们有些（人），甚至包括一些领导你知道吗，我听说那年我拍个电影叫《刮痧》，拍完了以后，就有的领导后来评奖，说不愿意看悲剧、不愿意看比较惨的事儿，你这个太惨了。

何东：那有生之年，如果允许的话，你会触及兵团这些东西吗？

郑晓龙：如果我触及，我会比较真实地去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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