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声川：1949年后台湾话剧荒芜 创作曾一度无从参考

主持人何东：美国有一个编剧叫麦基，他是编剧的教夫说，“人类发展到现在，观念无数地过去，唯故事一直在讲”。故事性、感觉性也是你话剧中的命脉，你又是在美国留学受教育，何以作品东方故事性这么强大？

赖声川：很多（方面）您都过奖了，我觉得写东西，中国人有一点是比较弱的，这是我们必须要承认的，有一个东西叫“结构”，我们的结构不是很强。你要是说一个戏剧的结构是什么？大家也说不太出来，房子结构是什么？也不一定说得出来。但是我在美国学的这个东西是很扎实的，可能我在这方面的基础比较好一点。所以，我在思考一个故事的时候其实是在看它的架构，不只是在看它的情感，情感是在一个架构里面的。就是说，如果这个故事的情感这么浓，这个情感在什么时候释放出来？第一分钟、第五分钟、第一百分钟，这都不一样。所以，《宝岛一村》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结构，它经营了很多的情感，我在设计这些情感在什么时候释放出来。对观众来说，其实你就跟着我走了，因为这是我的专业，我有这个本事让你跟着我走，我没有痕迹，我不留痕迹，你不会觉得“这个人在带我走”（笑），如果你看着一个人拉着你走，你就会不去了。所以，慢慢地到一个点巨大的力量出来的时候，这都是属于非常精心设计的架构，是一个情感的架构，才可能做出来。所以，它也是像盖一个房子一样，可是这个房子的梁、柱，它的目的全是为了让感情在适当的时候能够释放和展现出来。

主持人何东：我做电视剧做了三年了，制片人说“听你说的时候很好”，因为耳朵之所以长在这儿，它比眼睛要笨多了，眼里不揉沙子，没说耳朵里不揉沙子，听的时候很好玩，但是看到剧本的时候，“这个不能搁在这儿！”就像写杂文似的，观众不接受你的这个东西。

赖声川：我觉得有几个理由，第一，可能您要了解，我当年美国念完书回到台湾，那个环境是跟在北京不一样的，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传承，我们没有像老舍先生、曹禺先生这样一个现实主义的传承过来。换句话说，我们没有一个观众群会认定什么叫做话剧、什么不叫做化作，在台湾什么都没有。1949年以后，台湾在社会上基本上没有话剧的活动，你不能买票看一个戏，没有专门的剧场在演话剧，有是有，但是很少，它不属于大众的一个行为，不是说像北京一直都有，像人艺的首都剧院每天都有，听说最辉煌的时期大家去看《茶馆》，好象才1毛钱还是多少钱，是不是这样？

主持人何东：五块到十块，当然现在不是了。

赖声川：要那么贵？但怎么说都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时代。对于我们来讲，我们没有参考点，在某一个方面这是最令人兴奋的，因为你没有任何约束，你做什么它就是什么。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是很恐惧的，因为你没有依据，你没有依据什么叫戏，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戏，你就在写戏。所以，我是在这样一个荒芜的状态之中练功夫，没有参考点。那么，我们去做出一些像样的东西？我们要参考什么，我们要参考谁？最后，就是在聆听自己，在聆听自然，看自然界有什么样的东西。我不是说结构嘛，什么样的房子站得起来，什么样的房子盖起来就会跨掉，什么的植物长得漂亮，什么样的东西在什么样的季节之下会有什么变化？我们只能参考这些东西，然后再做我们的产品。

第二，讲到比较专业一点，《宝岛一村》在北京演出引起很多同行跟我来聊同样的问题。我记得他们的第一个问题，我都听不懂那个问题，他们说：“你怎么做的？”我说，“做什么？”他说：“你怎么让你自己不见掉？”同样一个问题，我用另外一个方式来问：作者怎么让自己在剧本里消失？所以，其实你现在看到的一个情形是我习惯把我自己去掉，但是可能在北京很多的训练或者大陆很多的训练是自己要放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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