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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晓声:现代社会同胞相轻 时代需要理想主义

2013年09月03日 18:06
来源:凤凰网娱乐

凤凰网:我之前看过您有一个观点,您说:“文学作品需要两点,树立与揭露”,但是我觉得揭露相对容易一点,即使拿法律作为一个基准,可能也有一些违背,揭露要更容易一点,但是树立其实是挺难的。

梁晓声:对,很难。

凤凰网:无论是榜样还是什么任何一个性质的书,您觉得作为一个作家,通过什么方式树立?作品是唯一的吗?

梁晓声:作品是唯一的,要通过人物嘛,雨果在这一点上其实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是一个人性理想主义者,《悲惨世界》里面有一个主角叫米里哀,他就和我们现在的孔繁森是一样的,你还会知道冉阿让,从典型的意义上说,不是会有多少规范最后会成为一个好市长,最后在人格上自我完成一个践行自己诺言,同时又心中充满了基督徒般的善的感情的人,这很不典型,这就是雨果在树立。那么,法国和欧洲在纪念他,事实上也在表彰他在“树立”这方面所做的成就。

凤凰网:之前看到一些关于您作品的评价说有浪漫主义、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这些在您写作的时候会是你精神上的支撑吗?

梁晓声:理想主义、浪漫主义、英雄主义,这在我早期写作的时候会是这样的,这三种品质和元素都在我的作品中有所呈现。至于浪漫主义就不要说了,因为我受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比较深;理想主义就是我刚才说的,我的理想主义就是人性的理想主义;至于英雄主义,这在我的早期作品中,尤其是在写青年的时候,尤其是在写下乡青年的时候,他们身上都多少有一些优秀共青团员的影子,但是后来的时候这种英雄主义就有所变化。

凤凰网:您觉得现在是需要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年代吗?

梁晓声:那我要反问你了,假如我们谈的理想主义是人性的理想主义的话,你认为现在中国需要人性理想主义的文化去影响我们吗?

凤凰网:我觉得需要,但是会觉得那样的人有点不合时宜。

梁晓声:只要需要,就不管合不合适宜,就要有人去做。

凤凰网:到后面一点的作家,作家的使命感其实并没有那么强,可能更愿意关注人本身周围环境,包括自己个体的感受,与时代或者与命题不会那么密切,这就是作家经历不同的年代有关系吗?

梁晓声:应该有吧。梁启超在他那个时代提出过“用文学塑新民”,有教育救国,有科技救国,有实业救国,但是还有一些像梁启超这样的文化人,包括鲁迅都在谈到,首先要救我们的国民,要从心性上、精神上、人性理想上或者人性向上的能力上。

1949年以后这样的口号是不合时宜的,这样的作品也很少,因此就经历了文革,到八十年代我们来看那一个时期作品的时候,其实都带有早期的梁和蔡们所要达成的那样一种使命感,这十年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也没有实际上的达成,那你认为那十年那些努力是不是也不值得嘲笑呢?

凤凰网:不需要被嘲笑。

梁晓声:到了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大家对于我们的社会和时代适应或者不适应,我们有种种的不适应,很多方面,其中有没有一种其实也包含着我们对于我们的同胞或者同胞之间彼此的不适应,同胞之间缺乏信任感,缺乏亲和,有时甚至有嫌恶?而这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是一件可以忽略的事情。那么,如果文学还能起到一点点作用的话,是不是也应该有人再重新在自己心里暗暗的记住蔡元培、梁启超他们当年的话,在今天来尝试一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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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川玫] 标签:梁晓声 非常道 专访 文学 作家 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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