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划]港导谈十年合拍：我们像蟑螂一样顽强

《寒战》导演陆剑青、梁乐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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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问·在内地拍片所遇到最大的困境？

（针对未去内地拍片的香港导演：如果你去大陆拍片，你现在可以预计到的最大困难应该是什么？） 

文化态度上的差异和审查制度

吴思远：当时其实对我来讲，因为没有一个很清晰的合拍各方面的条例，手续比较烦琐，内地因为没有习惯的工作方法。当年两边拍电影，讲是合作、合拍，其实都是香港人在做。我们带了所有的香港的演员跟工作人员，是非常不容易的。 

现在是完全不同了，随着CEPA条例实施，我们进出海关都简便了很多，因为现在有非常清晰的条文，而且合拍条例不断在放宽，比如在人数，两边对等的人数，各方面都慢慢放宽，根据剧本的需要，可能内地的演员，或者工作人员多一点，或者香港的多一点，都无所谓，不像一开始有那么严格的规定，所以现在的成绩还是很好的。 

陈嘉上：什么是商业电影？光是这个命题就跟老板、影评人、同仁讨论了好久。我是第一批拍合拍片的，1992年就拍了，然后《老鼠爱上猫》那时也去了内地。那个时候有一个很大的感觉，就是他们不欢迎香港电影，他们觉得香港电影是烂片，他们觉得你们俗，这些电影你这样拍下去有希望吗，我说是的，可是观众爱看，我知道你们不喜欢，影评人也觉得我们很低俗，可是我觉得我们的观众需要我们。 

我努力找这个窗口，到现在为止也是。我在努力拍一些我觉得观众会喜欢的、可社会上看起来很不爽，所谓烂片、没高度的电影。你们会觉得这些题材有什么好拍，可能你们觉得不重要，但是我有我的观众。 

这个事情跟老板又是另外一种的讨论，比如说他们以为找些票房明星、故事精彩就可以了，对不起，商业电影不是这么容易的，大概电视剧可以这样拍，商业电影不行。他们不理解，对什么是市场、什么是成功没看得很清楚，因为经验不够，我在很多时候很较劲。但总体来说市场是一直在进步的，比如说从2008年到现在，中国电影票房重生，过去票房大部分归功于好莱坞电影，但过去一年甚至最近的《泰囧》、《十二生肖》、《厨戏痞》的票房都非常好，很多人也骂这些电影，我觉得能挺住这个骂还不死，取得这样好的票房，电影就起来了。 

你要知道港产片过去也被骂的不行，我们从来都俗，要是拿一份香港50年代的报纸的话，我们的电影版完全不谈港产片的，因为过去港产片是属于平民大众的，是不属于知识分子的，是属于打工的。香港电影靠的是劳工大众，我们是这样成长的，而且我们很骄傲，我们是这样子维持的，有人批评某些港产片说水准不高的时候，我会说是的是的，我们从来水准都不高，因为我们没有时间比好莱坞高，可是我们很贴地，我们跟我们的观众很有关系，所以我们能生存，所以我们都留下。今天我还是这样说，只有本土观众爱看，电影工业才能维系下去，要不然就会消失了。

 郑保瑞：其实在哪里都有困难，我觉得没有一部电影是容易的，如果有一部电影是拍得很顺利的，那个一定是有问题的，其实在过程里面我会不停的去寻找更好的方法。遇到的问题比如说和老板意见不一致，以及文化上的差异。 

对于经验，我只能说放下自己的想法，但不放弃自己的想法。很多导演直接抗拒那个东西，我觉得这条路要一直走下去，是一个选择——如果真的选择要在国内发展，首先听一下、感受一下整个市场。还有就是南北处理事情的方法真的真的不一样，不能够用香港的方法去处理电影，你要相信你的团队。

 我在大陆开工给我的经验是我仍然告诉我的团队，我们不重要，最重要的电影出来是怎么样的。我们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做好电影，我也是为那个电影服务的，你们都一样。你们不是服务我，不用服务我，不用拿凳子拿什么，你们都是一份子，要找到那个共融的地方。

 梁乐民：其实我们从前没有做导演的时候也是在内地工作过，最大困难是天气咯，因为香港永远不会那么冷，横店对我们来说已经很冷了，但是横店的同事们会问，为什么你觉得很冷，我觉得还可以。还有吃的也是觉得不适应，因为北方都是很油的，我们南方是很清淡的。其实吃的和天气是最大的考验。 

陆剑青：其实内地我们都很好多工作人员合作，其实他们都很专业，相处得很好，还有之前说的，题材选择上要顾及很多的知识，我们不知道。 

梁乐民：我们不懂，以为没事，结果人说这个不能讲。不是我们故意，只是文化不一样，有些对白原来是不能讲的，有些题材原来是不能碰的。可能要写好剧本以后才告诉我们——不好意思这些不能讲，我们就改。

周显扬：其实这一年来，碰到很多的朋友，大家也很关心这个问题。我不希望分什么部分。所以你问的也对，我们拍电影都是面对很多困难，每天也在解决。但是我觉得审查方面还是有一个，我们真的要先把我们的故事写好，我没有骗你的，我从来写剧本是没有先想的。 

如果你先想审查这个事情。一定不会是好剧本，你自己也不会是好人，你不忠于自己。我们拍电影也算是有艺术成分在里面的，否则倒不如去卖面，我常跟他们说这世界上很多很好的生意很赚钱的，比电影更好的。为什么搞那么多那样的东西，不忠于自己？用这个东西来赚钱，老实说我不喜欢，我喜欢的就是事先想好不同的题材，这个过程是很快乐的，我相信杜致朗也是一样，我们从来就是先写好剧本，然后有什么问题再解决，坚持。我拍《大追捕》的时候坚持也蛮多的。 

很多观众喜欢这个电影，就是因为我们也下了很大的决心。我拍一部电影时间不短，大概两年的时间，就是每天在解决很多问题。 

谢立文：我认为最大的困难就是态度上的差异，对于世界的态度。你看看将中央电影学院毕业的内地演员和香港的演员放在一起，其实彼此都演不了戏的，差距很大。香港演员并不是在饰演角色，而是在饰演自己，梁朝伟在饰演梁朝伟，杨千嬅也在饰演杨千嬅。我们进戏院看戏是想看这次梁朝伟怎么演叶问，而不是看他像不像叶问。但内地演员则希望自己演得逼真，希望自己成为这个角色。在电影工业的每一个环节，香港人的态度并不是很认真地用自己的角色去做这件事，像演员不一定只是演戏，我们称之为“后现代”。讲述一种很惨的事情时，我们可能用笑的方法。香港以前有一个片种很特别，鬼片都是搞笑的。我们会将一些很严肃的题材拍成搞笑片，警匪片也可以搞笑。角色是松散的，饰演角色不像角色反而像自己。这种颠倒，我们香港称之为“甩甩漏漏”或者不严格，但北方就会很“大力”，会在控制之下做事，会将剧本发挥到一致，但香港有时连剧本都没有。我们港产片最高峰时，其实没有剧本，拍一场戏再写一场，王家卫也是出了名的没有剧本。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观——看看再说吧。这和北方的文化相差太远，我们以前那种轻松的随意，面对合拍片渐渐变得有点尴尬，松又不能松，紧又不够别人紧，有点点两边都够不着。 

审查也是一个问题。要先交剧本，跟着剧本拍戏已经不是我们的习惯。即使他不改我的剧本，要交一个完整剧本再跟着它有步骤地拍戏，和我们讲的港产片的制作形式已经不同，这已经是一个挑战。虽然这么说起来仿佛很离谱，拍戏当然要有剧本，但偏偏我们不是这么做，我连卡通都不是这样做。卡通可以说是最需要控制的电影，但我的第一二部都是边拍边写的。 

但趣味也就在这里，让自己意想不到的东西出现在里面。这个互动让我们画出来的有的比预期有趣。有的不如预期，我们可以立刻改变。社会有新的题目我们也可以加进去，这个弹性是很香港的，见招拆招地一路应付下去。这是很多个十年甚至过百年的处理方式，如果突然不用这套方式，用一个比较紧密有组织的控制方式来工作，会有不习惯。这种不习惯会令我们近年的电影有些两边不到岸，又各走异端。有的导演把过去那套完全放弃，做一个“北方人”或“好莱坞人”，好莱坞电影也是很控制的。另一方面就像“低俗喜剧”，不理他人做回自己的事，这两方面的都会有。